被各諸侯國瞧不起的秦國，通過變法實現了“逆襲”。
　　
　　秦的崛起始于變法，變法是被逼出來的。這一點，秦孝公在他的“求賢令”中說得很清楚：“諸侯卑秦，丑莫大焉。”誰能“出奇計強秦”，孝公愿意“與之分土”。公元前632年城濮之戰，秦既是參戰國，也是戰勝國。然而一個半月后的踐土之盟，與會的有霸主國晉，有同盟國齊、宋，有中立國，有戰敗國魯、蔡、鄭、衛、陳，卻沒有秦。
　　
　　當時秦君已被周天子正式冊封為諸侯，諸侯卻不愿與他們平起平坐，哪怕這時的秦君是穆公。后來被追認為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當時恐怕是被看作暴發戶的。老牌的、正宗的華人華族，自然不讓他參加“中國”的盟會。
　　
　　面對歧視，秦人選擇奮發圖強。
　　
　　圖強的第一步，是找出受人歧視的原因。原因有兩個。第一是文化落后。比如，變法之前，秦人還是公公婆婆、兒子媳婦和兄弟妯娌住在一間屋里。這多半是游牧時代住帳篷的習俗，在“設男女之大防”的華族眼里就不文明。第二是政治混亂。從公元前425年起，秦國40年間不得安寧。一個國君（懷公）被迫自殺，一個太子（獻公）不能繼位，還有一個國君（出公）和母后一起被殺，沉尸深淵。結果，魏武侯趁機奪回被秦穆公搶走的一大塊地盤。
　　
　　文化落后，是因為他們本是蠻族；政治混亂，則因為貴族專政擅權，國君大權旁落。因此，商鞅變法，核心是君主專制和中央集權。具體內容是：廢領主制，行地主制；廢封建制，行郡縣制；廢世襲制，行任命制。
　　
　　集權后的國君，手里有了根揮灑自如的指揮棒——“軍功”。有軍功，農民也能封侯；無軍功，貴族也沒面子。于是秦人個個“勇于公戰，怯于私斗”：只為國君戰斗，不為自己戰斗；只殺外國人，不殺秦國人；只為高官厚祿殺人，不為蠅頭小利殺人。軍功按人頭計算，殺敵一人晉爵一級。面對這樣的“虎狼之國”，六國之敗，理所當然。
　　
　　沒有變法就沒有秦的崛起，問題是郡縣制非自秦始，楚、晉、齊，都比秦早。變法的也不只是秦。魏的李悝，楚的吳起，都比商鞅早。為什么秦最后勝出？
　　
　　也許，這里面有文化的原因。在上古，文化對國家和民族的影響很奇怪：太少不行，太多也麻煩；越，吃虧在文化太少；魯、宋、楚，吃虧在太多。魯是周公之后，宋是殷商故國，楚則是撿了便宜。春秋時，周的王子朝叛亂，兵敗后，攜帶大量王室典籍、器物、知識分子和科技人員前來避難，原本“蠻夷之邦”的楚，一躍而成華夏文明的第三個重鎮。
　　
　　儒家生于魯，墨家生于宋，道家生于楚。秦則一片空白。
　　
　　填補秦國文化空白的，是法家。法家沒有地域性，誰肯出大價錢，就為誰出謀劃策，所以有李悝為魏相，申不害為韓相，吳起奔楚，商鞅奔秦。
　　
　　最適合法家的是秦。
　　
　　法家在先秦諸子中比較異類。儒家、墨家、道家，都是理想主義者和復古主義者。儒家向往東周，墨家向往禹世，道家向往太古。法家卻是實用主義者和功利主義者，主張面對現實，規劃未來。因此，儒家講王道，墨家講帝道，道家講天道，法家講霸道。
　　
　　法家講霸道，秦國要圖強，一拍即合。何況秦原本民風剽悍質樸，直到戰國，他們的藝術也不過是敲瓦罐兒吼唱。秦人沒有被華夏文明雅化，也就沒有被軟化，正好訓練為殺人之用。甚至秦人才匱乏也成了優勢，可以招聘四方，廣納天下；而重用客卿的結果，是進一步加強君權。
　　
　　這樣一種蠻不講理的橫行霸道，沒人擋得住。
　　
　　歷來就被華夏諸侯看不起的秦，最終咸魚翻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