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子

2016年12月22日9時，霧霾后的北京在和煦的冬陽下閃閃發(fā)光。筆者在中國科學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員、九三學社支社主委王光杰的帶領下，走進中國科學院空間中心大院，在B樓551室的前廳，拜會了中科院空間科學中心研究員羅福山。他邀來了《趙九章》一書必得采訪的關鍵人物：趙九章的二女兒、空間科學中心研究員趙理曾，趙九章的同仁徐榮欄和楊俊文……此前，我只希望在偌大的京城，一天能訪問一位學者足矣——都是八十歲左右的老人了，出國、離家、事務、健康……但是，幸運謎底竟是：12月22日是一個一改再改、最后確定的一次老院士、老科學家回所的活動日，這樣的喜慶一年或有一次。許多人趕不上、遇不上這一次，即便來了，亦不能保證其中有我必訪的關鍵人物，這四位親近傳主的福星的齊聚，真真又成了巧合中的巧合！

屈指算來，我便是在此般的天佑之下，在一次又一次幸運的巧合中，完成了前八部歌頌民族靈魂民族精神的紀實文學作品。這位被中國紫金山天文臺照會世界“新發(fā)現的7811號小行星譽名為趙九章星刊布于世，永載史冊”的趙九章的傳記，竟恰是我作“傳”之九，令我聯(lián)想到周易中的大“九”之祥，感慨萬端。

行星命意

趙九章因何被命名為星？星星是神仙高居的境界，每一星座都擔負著神靈差使的觀照世界、造福人類的特遣使命。而今我們所要詳解的“7811”號行星趙九章星的質量、亮度、熱度、行軌與關乎人世的作用若何？在此只需最精煉的大意概括，便可令人嘆為觀止：

趙九章，當代杰出的科學家和教育家、卓越的科技工作組織者。

我國人造衛(wèi)星事業(yè)的主要倡議者和科技方案的主持人。

我國空間科學的開拓者和空間探測技術的先驅，我國現代大氣科學的奠基人之一。

在抗戰(zhàn)最艱苦的歲月里，趙先生從德國沖破險阻回到祖國，率先把數學物理方法引入氣象學領域，是我國動力氣象學的創(chuàng)始人；培養(yǎng)了大批有名望的科技人才，為我國天氣和氣候預報的現代化奠定了基礎。

他竭力開創(chuàng)空間科學和空間探測技術的研究，積極培養(yǎng)這一領域的人才；及時上諫周恩來總理，向中央建議研制我國自己的人造衛(wèi)星；親手制訂了衛(wèi)星研制規(guī)劃和我國第一顆人造衛(wèi)星的總體方案，為我國人造衛(wèi)星按時發(fā)射和一次升空成功奠定了很好的基礎。

他提倡科研與教學相結合。在清華和西南聯(lián)大任教，兼任清華航空研究所研究員；任中央研究院氣象所所長時，兼任中央大學教授。他主持了大氣、地球、地震、海浪、空間科學與應用等多領域的研究工作。

中國科技大學創(chuàng)辦后，趙九章創(chuàng)建地球物理系，親任系主任，把淵博的知識貫入當代新的學科領域。

1985年，趙九章榮獲國家科技進步獎特等獎的“‘東方紅1號’及衛(wèi)星事業(yè)的開創(chuàng)奠基工作的第一人”稱號。

1997年12月17日，北京隆重舉行了“趙九章銅像揭幕式暨趙九章誕辰90周年紀念大會”，銅像安放于中國科學院空間中心。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追授趙九章“兩彈一星”功勛獎章。

2007年10月，中國紫金山天文臺刊布譽名趙九章為“7811”號小行星，永載史冊！

家道簡述

趙九章，祖籍浙江湖州。

先祖綿延變遷，由甘肅移至安徽休寧、浙江湖州。湖州位于太湖之濱，山清水秀，人杰地靈。元代詩人戴表元贊美：“山從天目成群出，水傍太湖分港流。行遍江南清麗地，人生只合住湖州。”趙九章的曾祖父趙炳麟是清道光癸卯孝廉，官至同知、知府、江蘇常鎮(zhèn)通海兵備道，被追贈為光祿寺卿。曾祖父有三個兒子，趙九章的祖父排行老二。

趙九章的祖父趙景彬生于清咸豐元年。熟讀“四書”、“五經”，“經世學”，兼攻醫(yī)術，拜師學醫(yī)。有“不為良查，愿為良醫(yī)”之抱負。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趙景彬被派往河南滎陽任職，十數年為官，富貴浮云。清白持躬，謙和接物，口碑上佳。辛亥革命后世事大變，他不愿再謀仕途。“煩囂飄然至申”，到上海行醫(yī)，與陳蓮舫、張聾甏成當時上海三大名醫(yī)。逝前，趙景彬把家眷遷至開封繁衍生息。趙九章的祖父有四子二女，祖母李氏育四子一女，繼祖母李氏育一女。開封市柴火市街17號是趙氏老宅，現仍有后代趙顯曾等居住。

趙九章的父親趙燮彥字伯勤，是祖父之長子，生于湖州。后任太醫(yī)院大夫。清室退位后，趙燮彥奉父命罷官返回開封。一兩年后返京，又任司法部主事等職。1915年父親在滬病篤，趙燮彥星夜馳往侍疾。父病逝，扶柩回湖州安葬。因繼母樂居湖州，遂奉母家居并以行醫(yī)為業(yè)三年，因患腿疾不適潮濕氣候，只得攜眷返回開封。仍以行醫(yī)為主，從不以積財為務，曾說“子孫不才多財適足賈禍”。晚年體弱多病，家境日益窮困，常靜坐習禪理，但不誦經禮佛。趙九章的母親鈕麗珍也是湖州人，其祖父鈕保福是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狀元，父親鈕承聰是湖州名士。在湖州，趙、鈕兩家均是大戶，數代聯(lián)姻。鈕麗珍勤勞賢惠，相夫教子，悉心盡力。1926年冬積勞成疾，得不治之癥，趙九章的父親終日照料，治病理家，身心勞瘁，于1927年1月21日逝世于開封老宅。僅20天后，母親也隨之病逝，此乃后話。

孜孜以求

趙九章1907年10月15日出生于河南開封，晚清垂暮，變亂頻仍。祖父宦游河南，其父在京城做太醫(yī)院大夫，故開封趙家宅院也是官宦之家，書香門第。趙九章父親是老三，前有一兄一姐，另有三位叔叔，共10位叔伯兄弟。趙九章排行老四，生日恰是農歷九月初九，取乳名重陽。他天生聰穎，舉止不凡。貴人語遲，卻語出驚人。他沉默多思，托腮望天，望月望星，眉頭緊鎖，似有成人的憂愁。冷不丁的，他會問幾句大人答不出來的話：“天是青石做的，怎么會漏水？星是銀子做的，誰把它釘在天上？下雨的時候，太陽是在水里，還是被澆滅了？”

沒人能回答出來。他開始思考了。這不是一般人思考的事情，亦不是一般人能答的問題。

1912年春，九章進入私塾學校讀書。

在爹眼里，只覺得小九聰明、勤奮、記性好，才九歲的人，已經能背誦整本的《千家詩》《詩經》《唐詩三百首》《史鑒節(jié)要》和《幼學瓊林》。趙大夫把祖?zhèn)鞯内w孟頫真跡教小九臨摹，他甚至能表現出“趙體”那種“圓轉遒麗”的風骨來。

趙九章要求老師講書，同學們都只管死背硬記，他總想弄明白書里講的是什么意思。老師喜歡趙九章這樣的學生，就眉飛色舞地講起故事來，大家高興了，愿意聽老師唱的書歌，抑揚頓挫。

爹爹回來了，小九章鬧著要看禹王臺。汽車向開封東南郊進發(fā)，九章快樂極了！天氣晴朗，大地金黃，菜田一片碧綠，父子倆心曠神怡。爹爹拿出蛋糕和糖塊兒來，小九平日不容易吃到這些東西，他咬了一口，卻想起留給奶奶、媽媽、哥哥、姐姐。

爺兒倆登上了禹王臺，興沖沖地東跑西看。游了三賢祠、御書樓，觀看了御碑亭，最后在水德祠，緬懷先賢治水的功德。小九突然提起一個問題：“爹，你說大禹治水的時候，經常發(fā)大水，可是現在怎么經常鬧旱災呀？”

爹爹露出了驚奇的神色。他沒想到，小九會提出這樣的問題來。

1918年8月，九章進入開封北倉小學讀書。

十一歲的小九章，前額碩亮，雙目明晶，挺胸昂首。他布衣布鞋，樸素大方，把“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作為人生格言，一絲不茍。他將“洋學”與“私塾”的長短仔細比較，擇善而從。他像一株郁郁蔥蔥的青松，在初春的暖陽里沖天而起。

1921年，14歲的趙九章高小畢業(yè)，他的人生卻開始坎坷起來。這座歷史上的東京汴梁古城，雖具有七朝皇都雅風，卻因了天災人禍，數度興衰，淪為餓殍遍野、鄉(xiāng)荒城亂的境地。秋風落葉的一天，家人在滿目凄涼中，將讀了八年書的趙九章送往上海，投奔他的姨父戴季陶。

戴季陶，原名良弼、傳賢，字季陶，筆名天仇。浙江吳興（今湖州）人，1917年任廣州孫中山大元帥府秘書長，后在上海主編《星期評論》。1920年夏，一度參加過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籌建工作。1924年被國民黨一大選為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常務委員，任中央宣傳部部長。1928年后，長期任南京國民政府考試院院長。

即便是戴季陶這樣的黨國要人，在人心向上的民國初期也不敢亂刮裙帶歪風，使九章甥兒扶搖直上，而是介紹他到上海新興的證券交易所，當了九個月的練習生。這是趙九章走出學府，深入社會的一個機會：童年的生活結束了，他必須幫助家庭擔起生活的擔子。他從一片星空的美夢中，回到滿目數字的賬簿，計算每日的虧盈，深夜才能回到窄小的住房歇息。

哥哥、姐姐已天各一方，謀生的艱辛無法形容。他開始思考怎樣改變這個社會——不能像老店員那樣，干完活，吃完飯便睡大覺，他不愿做沒有知識的人。他要打開知識寶庫的大門。九歲生日那天播在他心里的種子，一直在生根萌芽。

老板娘的吼叫仿佛還在耳邊回響，他忽然猛醒過來：我為什么要用她家的燈油，我不會拿自己的錢去買燈油嗎，就是把工錢全都買了燈油來讀書也應該。他覺得爹爹給他起的大號“誠齋”不足以表明自己的信念，于是便改號為“自強”。

趙自強啊，要自強不息！他為自己制造了一盞學習用燈。

五四運動掀起的那一股思想解放的巨浪，奔涌到了工、農、商、學各界，使人思想活躍起來。趙九章盡力去讀新的刊物，新的報章。他覺得“自強”二字又有了新的意義，便用遒麗的“趙書”，端端正正寫上了“趙自強”三字。

使人憋悶的小屋里，透進了時代的新氣息，少年趙九章心靈的窗戶打開了。新思想使他如癡如醉。“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那一套舊時的思想，完全被對科學和民主的向往代替了。這時的趙九章多么希望能去念書，多么羨慕那些拿著旗子、標語在街頭游行的學生，多么羨慕那些作演講、撒傳單的英雄啊！

學堂組曲

書中有真理，書中有入云路，趙九章還是要求學。

1922年秋天，十五歲的九章，已在開封中州大學附屬中學里慶賀重陽節(jié)，過自己的生日了。

在浙江省吳興縣老家，趙九章有個嫁在萬家的姑母，她非常珍愛侄兒的聰明才智，感到這樣的孩子不念書，實在太可惜了。所以，老萬家全力接濟九章念書。九章以優(yōu)異的成績考進了高中。

他成績始終名列前茅。他自強不息，過著艱苦的生活，期望在不久之后，生活上能夠自立。這是一所留學歐美的預備學校，與北京清華學堂、上海南洋公學同為留學歐美學生的搖籃。學校教中學課程，受五四運動影響，開始接觸新文化，《創(chuàng)造》《少年中國》《向導》《中國青年》等都是九章喜歡閱讀的書刊。這些書刊使他擴大了眼界，激發(fā)了愛國熱情，開始追求民主自由。

1924年孫中山北上，聯(lián)合馮玉祥國民軍與軍閥進行斗爭。九章經老師王志剛介紹，參加了國民黨（左派），反對當時在河南的西山會議派的活動。1925年發(fā)生五卅慘案，全國學生運動風起云涌。趙九章在開封也積極投入反對軍閥的學生運動中，他和同學們一起試辦洋車夫工會，組織工人學習，又到農村宣傳。據趙九章的堂弟趙同章回憶，當年重陽哥曾對他說過：“當局要追捕我，我必須盡早離開開封。”此時趙九章的父親已賦閑在家，沒有經濟收入，已無力繼續(xù)供他上學。父親寫信給在杭州的妹妹趙學彥，讓九章去杭州上學，請她負責照料。

天堂地獄

1925年8月，趙九章由開封到了杭州。趙九章的姑父萬秋田，在杭州是大戶，頗為富有。姑媽趙學彥能說話做主，因而九章就住在姑父家的一間客房里，由她照料上學，姨媽鈕有恒也給予一些資助。

1925年9月，趙九章轉到浙江工業(yè)專科學校機電系求學，成績突出。同學回憶說：“九章天生一個大腦袋，是我們班最聰明的。數理知識好，超出大家一大截。一道題他能用好幾種方法解答，有的方法連老師也未曾想到。向他請教功課的同學多，老師就讓他上臺講解題方法。學習上他好像有先知先覺的本事，同學們說：‘上帝送給他一個科學家的腦袋。’”

1927年1月21日，九章父親在開封去世。二十天后，與丈夫宿命連根的九章母親也隨夫駕鶴西去。

趙九章雖在1924年參加了國民黨左派，但看到國民黨浙江省黨部在西山會議派的控制下，并沒有去省黨部登記。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叛變革命，下令清黨，殘殺共產黨人，浙江籠罩著白色恐怖。他看到壓迫青年學生的人一個個都做了官，舍身革命的人都被屠殺，氣憤中，積極參加學生運動。1927年底，經胡公達介紹，趙九章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革命活動更為積極。

1928年春，浙江中共黨機關遭破壞，3月底趙九章被捕，同時被捕的還有他一位要好的同學戴家祁。戴家祁是詩人，愛國熱情很高，他反對國民黨反動派，也反對他的叔父戴傳賢（即戴季陶）。戴傳賢寫信勸戴家祁好好讀書，他回信說：“你是勸世文貼在人家門口。”趙九章與戴家祁都被關在陸軍監(jiān)獄。姑媽趙學彥非常著急，通過送東西、花錢，疏通監(jiān)獄里的上上下下，希望對趙九章有所照顧。有一次姑媽去探監(jiān)，碰到一位被說成共產黨員的姓宋的人，要被拉出去槍斃，嚇得姑媽心驚膽戰(zhàn)，就請戴季陶出面救人。戴季陶的原配夫人鈕有恒是趙九章母親的三妹，趙九章是戴季陶的嫡親姨外甥。當時戴季陶在國民黨中地位很高，可那時民國的官員都為官謹慎，自感在風頭上出面寫信不便，就指示下面的人疏通浙江方面，通過關系傳話，請求關照放人。但浙江當局并不買賬，只不過沒有馬上判刑。風聲越來越緊，姑媽就親去南京找戴季陶。趙學彥與鈕有恒出嫁前是閨蜜，趙學彥對戴季陶夫婦說，如果不及時挽救有可能被判死罪。那時沒有什么法律，對共產黨就是槍斃。戴季陶聽后嘆了口氣，說：“實在沒有辦法，我出面寫信。”信的大致意思是：傳賢愿以身家性命擔保戴家祁、趙九章兩人從此不再犯過去的錯誤，由傳賢負責嚴加管束。信尾的署名是“公民戴傳賢”，表明他是以一個公民的身份請求浙江當政者。

趙學彥將信遞上去。杭州刑庭的庭長、監(jiān)獄長等人都由姑媽花錢活動，答應幫忙。過了一段時間戴家祁被放出來了，趙九章卻沒有出來。再花大錢活動，趙九章才被轉到反省院。他在獄中身心受到很大摧殘，健康狀況惡化，發(fā)燒，一陣陣昏迷不醒。反省院可以保外就醫(yī)，趙學彥以自家的一個藥鋪、一個當鋪作鋪保，把趙九章保出來。

1928年8月23日的《時報》刊登一則消息，標題是“戴傳賢保釋趙九章”。原文是：“中央執(zhí)行委員戴傳賢向浙江特種刑庭，請保釋共產黨嫌疑犯趙九章，負責管理。”

可以想見，當時的社會輿論工具多么銳利。

此時趙學彥已搬家到湖州，九章的祖母也在湖州。1928年6月九章出獄，被接到湖州。一家人認為，白色恐怖時期，一個剛出獄的共黨分子，還是到南京比較安全。他的學習、工作還得請姨父姨母幫助，姑母家里已沒錢了，無法再供九章念書……

1928年9月九章到了南京，當時戴季陶任考試院院長，就讓趙九章做院長的隨從秘書，每月60元薪水，做些文字抄寫、文件保管的工作。戴季陶親自對趙九章加以管束，讓他住在戴家，不得隨意活動。

趙九章的一位親戚回憶說：“九章天資很好，姨父很賞識九章才能，保釋后留在身邊，要九章學書法、練字。九章雖然很敬重這位早年緊跟孫中山，當過多年孫中山秘書，在文學上很有造詣的姨父，但除了練書法，堅持讀書外，仍認為“只有科學才能使中國發(fā)達富強”。

九章在南京埋頭復習功課，1929年8月考取了清華大學。這是后話。

仁義俠（霞）女

趙九章夫人吳岫霞，1911年生于浙江衢縣的珊塘村。父親吳席豐是當地鄉(xiāng)紳，有四男二女，吳岫霞是小女兒。吳岫霞自小接受新思想，不裹小腳，不梳頭髻，是一位反對封建禮教的新女性，十四五歲便只身去杭州求學。

1928年春，好友王馨吾給趙九章介紹吳岫霞。兩人還沒有見面，趙九章就被抓走了。這位聰慧、美麗，富有正義感的姑娘，出于對進步青年的敬慕，勇敢地去杭州陸軍監(jiān)獄探監(jiān)。看守問她：“你是他什么人？”她說：“我是他表妹。”當看守告訴趙九章你表妹看你來了時，趙九章很吃驚，一見“表妹”，他便眼前一亮：多么美麗的小姑娘啊，白衫黑裙，齊耳短發(fā)，明眸皓齒，朱唇柳眉。聰明的他猜是吳岫霞，便說了句：“你怎么來了？這里太危險了！”這就是他倆的第一次見面。之后吳岫霞常來探監(jiān)，給身陷囹圄、身體虛弱的趙九章極大安慰，在精神上、物質上也給趙九章很多幫助，就這樣開始了他倆的患難之戀。

武漢市原市委書記宋侃夫回憶說：“我在浙大讀書時，是浙大地下黨的負責人，因九章同學在學校成績特別突出，又同情勞苦大眾，有強烈的愛國民主思想，加之他有國民黨上層的親戚作掩護，我們就接近他，讓他參加我們的活動。他是不是CY或CP（共產黨）我記不清楚了。后來他和我一起入獄，是被當作共產黨的嫌疑犯抓捕的，我是被當作地地道道的共產黨分子逮捕的。在關押期間，他有個表妹來看過他，那表妹長得很漂亮，所以同獄人印象很深。”

趙九章出獄后去湖州、南京。戴季陶夫婦對他與吳岫霞的來往不大贊成，但是他倆的感情越來越深。趙九章考上清華后，和吳岫霞一起去湖州度假，住在姑媽家。姑媽的兒子叫吳岫霞為霞姐。吳岫霞到上海愛國女校上學，不久也到北京，在北師大女附中念書。趙九章是個窮學生，吳岫霞常從經濟上給予他資助，這是后話。

1929年趙九章考上國立清華大學，在被錄取的174名新生中是第四名。此時的九章，如龍入海，意氣風發(fā)，目光炯炯，昂首挺胸。他抬頭望天，低頭觀地，都有了穿透底里的自信，真是“一朝擺脫金鉤去，海闊天空任遨游”。

清華大學的創(chuàng)建可以追溯到20世紀初，美國政府將清政府“庚子賠款”的一半逐年退還，作為派遣留美學生的費用。1909年6月，清政府開始組織招考留美學生。1925年，清華學校改招大學一年級學生100名，始變?yōu)榇髮W性質。1928年8月17日，由國民政府決議，改名為國立清華大學。1931年11月，國民政府任命師生們推薦的梅貽琦為校長，從此清華大學進入一段穩(wěn)定的發(fā)展時期。學校管理者排除干擾，保持學術自由和民主辦學的傳統(tǒng)，因而培養(yǎng)出大批杰出的清華學子。趙九章在校時恰是這一良好發(fā)展的開始時期。

1933年《清華年刊》上發(fā)表的《第五級級史》一文記載：

水木清華的園林中，徜徉著、徘徊著一群群精神煥發(fā)，喜氣洋溢的青年——那是十八年的九月七日，正是我級同學二百余人入校注冊的時候。

……

在我級的四年過程中，正是學校幾經狂風暴雨而漸趨于安靜發(fā)展的時期，將這驚濤駭浪中的學校金舟，撐渡到現在平安的彼岸，固有賴于全校師生的和衷共濟，而這其（期）間同學方面主持把舵的人卻大部以我級同學為中堅……這一點更可顯明1933級的特色——它包藏著活躍的生命，它有許多人才……學校設置的幾種獎學金，二十一年十一月翁代校長捐薪獎學，在十二個名額中我級的同學竟占其九……

這一級著名學生中有后來成為中科院學部委員（即院士）的趙九章、王竹溪、傅承義、柯召、許寶騄、楊遵儀、程裕淇和徐仁八人，此外還有錢鐘書、萬家寶（曹禺）、喬冠華、張民覺、沈同、敦福堂等。其中物理系具有突出的地位，趙九章、王竹溪、傅承義三名均為物理系學生。

名師出高徒，這一時期，九章的教授就有熊慶來、葉企蓀、薩本棟、周培源、吳有訓、趙忠堯等熠熠星辰。同學亦有錢學森、何澤慧、王竹溪等沖天新松。一派向上的局面，展現于清華園中。

在名師的指導下，趙九章埋頭學習，如饑似渴。大學一年級普通物理是吳有訓講授的，吳先生聲音洪亮，雖有濃重的江西口音，但口齒清楚，加上選材精練扼要，科學性、邏輯性強，講述又深入淺出，很受學生歡迎。趙九章對吳先生的講課聽得聚精會神。吳先生提出的要求他都銘記在心，一一做到。吳有訓除了講課，還特別重視實驗課，要求實驗課的學分不少于理論課的二分之一。趙九章做實驗最認真，他常常會在實驗過程中向吳先生提出一系列的疑問。而吳先生總是耐心解答，常常舉一反三地提出要點，直到趙九章理解為止。

趙九章與傅承義不但同班，做實驗也是同組。四年同窗，情同手足。同學們稱他倆一號、二號。他倆與考試成績最好的王竹溪被稱為物理系第五級中的“三杰”。1933年畢業(yè)時，三人均名列清華研究生院研究生名單中。趙九章埋頭學習，努力探索，在清華大學打下了扎實的物理學基礎，而且獲得了獨立工作和進行科學實驗的能力。畢業(yè)后留校任助教，專職管理物理實驗，這樣趙九章有了進一步深造的機會。

趙九章?lián)沃蹋吭掠邪耸畨K大洋的薪水。自強不息十余年，這時才真正做到了自立于社會。

1933年夏，九章清華大學畢業(yè)，物理系決定聘他為助教。趙九章與吳岫霞到杭州，在一家西餐館舉行結婚儀式，有情人終成眷屬，隨后去湖州拜見姑媽趙學彥。姑媽以婆婆的身份迎接這對新婚夫婦，自有說不盡的天倫之樂。趙九章已經二十七歲，應該組織起美滿的小家庭了。二人回到北京，在清華園里幸福地生活。這是1933年的9月，天高氣爽。九章的幸事，似乎都離不開吉利之“九”。小夫妻在離清華園不遠的成府村槐樹街租了兩間平房作為新居。

德仁兼具的趙九章沒忘記姑母對他的資助，沒忘記姑母的家道已臨中落的現實。他知道表弟萬定國求學困難，便把他接到北京，和自己住在一起，還讓傅承義為他補習英語。十六歲的萬定國有機會來北京，有清華助教的表兄和傅承義指點；生活上，又有了熱情的表嫂照料。表嫂懷有身孕時，他也主動幫她干一些活計。這個智慧而勤奮的青年，后來為我國的重型電機事業(yè)做出了杰出的貢獻。

庚款留洋

1934年初夏，才華橫溢、躊躇滿志的趙九章參加了清華大學庚子賠款出國留學考試，以優(yōu)秀成績被錄取。這是中國人尷尬的喜悅，也是自尊的九章心中糾結的聚焦：中國人用同胞身上流出的鮮血教養(yǎng)子女，以眾人集腋之毛織造了暖兒的裘衣！但是，這是必需的，是寶貴的，有血性的中國學子，要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壯起膽魄，橫下雄心去留學，學渾身的本事精忠報國！

趙九章雙喜臨門——美麗的妻子給他生下了一個可愛的女兒，取名燕曾，昵稱燕燕。這使一位堅甲利劍，即將乘風破浪遠征的儒將的心腸，變得柔軟無比，百感交集。

1934年10月，趙九章夫婦抱著小女兒啟程赴南京。同學傅承義前來送行。九章高升之后，傅承義接替助教之職，承義承教了。出國前，趙九章到南京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報到，在竺可楨的指導下實習，撰寫論文《中國東部氣團之分析》，還必須進一步補習德語。在清華時，他德語基礎較好，但要在德國說得流利，還需下一番功夫。他做事情，做學問，總是盡心竭力，盡可能達到完美。

趙九章在這繁忙的半年時間里，利用當時僅有的北京、南京等地的氣象資料進行研究，如期完成了我國第一篇分析東亞氣團的學術論文。1935年，燕燕才一歲多，剛會叫“爸爸再見”的時候，趙九章便離開妻子和女兒，跨海越洋去了柏林。

趙九章的導師H·V·費克，是世界聞名的氣象學權威。他治學嚴謹，興趣廣泛，還是瑞典皇家音樂協(xié)會的會員呢。趙九章本是一個活躍風趣的人，但比起他的老師來，各方面還是小學生。

費克教授不久就發(fā)現，趙九章的理解力和記憶力都十分驚人，在學習上不走捷徑，表現出驚人的勤奮。他每布置一項研究任務，趙九章不僅嚴格地按時完成，還圍繞這個課題，從歷史、現狀和未來趨勢方面作一番系統(tǒng)的分析，又學到許多東西。趙九章除了跟費克攻讀動力氣象學和高空氣象學，還跟A·德孚攻讀動力海洋學。費克明白，他的學生是要充分利用這里的設備、圖書和文獻資料等條件，盡可能地擴充自己的知識領域。這樣的學生，他一生見得不多。許多學生，往往以能進入名牌大學、受到名師指點、獲得博士學位為滿足，而趙九章的目標卻在這一切之上。費克發(fā)現這是一個真正志在科學的人，高興得不住地念著：“J·Z·趙！J·Z·趙！”

費克計劃讓趙九章潛心進行一段時間的研究后，再讓他到瑞典去，見見卑爾根學派的領頭人皮葉克尼斯，在斯德哥爾摩的研究機關實習一段時間，還讓他結識一個朋友羅斯貝，他是那里很有前途的研究生！師生間有了感情，費克就更注意和關心這個中國研究生的生活。他發(fā)現趙九章連周末和星期天也不休息，只是偶爾跟中國學生們談談天，很少見他們游玩。趙九章愛書法，誦唐詩，在柏林很少有知音；郊游又很破費，他寧可多讀一些書。

費克教授怕他弄垮了身體，便經常邀他去游玩，到歐洲著名的國家歌劇院去，聽名家們的演奏，如莫扎特、貝多芬、蘇曼、肖邦、柴可夫斯基。趙九章開始一點也聽不懂。有一回，他聽著聽著竟睡著了。當掌聲把他喚醒時，他看見老師激動得臉上掛著淚珠，這才認識到原來音樂有這么大的力量，便開始學習音樂。由于老師經常請他去歌劇院，他居然也會欣賞西洋音樂了。

1936年6月他在國民政府的資助下，完成了一次對歐洲的考察。

博士歸國

趙九章借考察的機會，對一些國家的氣象科學作了廣泛了解。回到柏林大學時，他便繼續(xù)加緊對信風環(huán)流的研究。他出國已經一年半了，在費克的指導下，寫出學術論文，用德文發(fā)表。

1937年他在《理論氣象學之研究與天氣預報》一文中寫道：“理論氣象學的最后目的，不外利用物理之定理，以現在觀測所得氣象要素之分布為出發(fā)點，推測氣象要素未來的變化，因而能預報短時期或長時期之天氣。”他指出，要轉變現有以描述性為主的屬于地理學范疇的研究方法，使我國在氣象方面有其獨立的特質。從這篇早期的論文中就可以看出，他研究氣象的目的是為了預報天氣，預防災害。

他的論文在學術界反響很好，尤其是他的研究方法更令人眼前一亮。1930年代的氣象科學，還是一門經驗科學。趙九章在研究大氣運動中，特別是在研究信風環(huán)流中，把物理學和數學方法引用進來，有助于氣象科學向理論方向發(fā)展。在當時，這種方法是很先進的。

在1938年的夏天，完成了博士論文的撰寫工作，獲得了博士學位。

獲得博士學位，本來是一件十分高興的事情。但是，趙九章的心情并不見佳。使世界籠罩烏云的德國，再也不是科學的中心了。法西斯對科學的阻撓，已經到了令人難以忍耐的程度。

外籍科學家紛紛回國，或奔向北美。1938年，尚未離去的科學家也不能待下去了。趙九章歸心似箭，他日夜想念著祖國和親人。當年9月，他離開德國回國。

國難氣象

當時的氣象研究所所長竺可楨，是我國氣象學的一代宗師，趙九章有幸受到竺先生的指導。竺可楨非常喜歡這位剛剛邁入氣象學大門、充滿朝氣的年輕人，在他的悉心指導下，短短的半年時間里，趙九章利用當時北平和南京的高空探測資料，分析東亞地區(qū)大氣溫度、濕度的垂直分布和天氣情況，寫出了《中國東部氣團之分析》一文，這是趙九章的第一篇學術論文，也是我國分析東亞氣團的第一篇論文。

論文不僅初步介紹了我國氣象學的狀況，對日后向國外重點學習什么已大概有所選擇，更重要的是，他結識了治學為人都堪稱師表的竺可楨，從此開始了與其長達30多年的師生情誼。在氣象所，他還認識不少氣象界的同仁。涂長望剛從英國留學歸來，他去柏林大學實習過，與趙九章談了不少留學生涯中的見聞。涂長望比趙九章大一歲，是學兄。他倆一見如故，從此開始了幾十年的友誼合作。1935年4月7日，在南京召開的中國氣象學會的會議上，趙九章被聘為《氣象》雜志的特約編輯，總編輯便是涂長望。

趙九章回到了他的母校——清華大學。當時日寇侵華，山河破碎，人民遭殃，1937年底清華大學遷到昆明復課。清華、北大、南開三大名校聯(lián)合，成立了西南聯(lián)合大學。趙九章懷著對祖國的赤誠，輾轉從香港、越南到達了昆明。母校熱情地歡迎學子歸來，聘請他為理學院地質地理氣象學系和航空工程系的副教授，兩年后聘為教授。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趙九章開始

全身心地投入他的教學、科研工作。他先后開設了理論氣象學、大氣物理學、高空氣象學等課程，編寫了我國第一部《動力氣象學》講義，還編寫了《大氣渦旋運動》《理論氣象學》《大氣物理學》《高空氣象學》等講義。當時學氣象的學生有葉篤正、謝義炳、高仕功、朱和周、謝光道、王憲釗、宋勵吾、徐淑英、程傳頤、馮秉恬、何明經、孫毓華等，以及1942年考入西南聯(lián)大研究生院，師從趙九章的顧震潮等，后來他們多數都成為著名的氣象學家。

清華另一位氣象學教授是李憲之，他是1936年8月在德國獲博士學位后到清華任教的，曾任清華氣象系主任。

趙九章還參與籌建清華大學航空工程研究所，是兼職研究員。為了痛擊日寇空軍，在美、英、蘇的援助下，我國急需加強空軍發(fā)展。趙九章為空軍訓練了五批氣象人員，與張捷遷等一起自行設計制造水銀氣壓表80只，為支持空軍抗日和各地氣象臺建設做出了貢獻。

1939年秋，地質地理氣象學系與航空工程研究所合辦嵩明高空氣象臺，趙九章任臺長。

美國空軍第十四航空隊駐昆明時，航空所曾與該隊氣象臺合作，除供給氣象觀測記錄外，并派人協(xié)助舉辦無線電探空儀訓練班，以實際行動，策應美國空軍援華抗日。

西南聯(lián)大時期，戰(zhàn)事越來越緊，生活越來越艱苦。通貨膨脹，物價飛漲，教授們生活極為清苦，單身的還可支撐，有點積蓄的還可勉強度日，多數教授面臨挨餓的困境，連校長梅貽琦的夫人都得自己動手做糕點出售。九章自無積蓄，又無力做副業(yè)，卻要養(yǎng)兩個女兒，所以比一般人更艱辛許多。長女燕曾八歲時還穿著四歲時的棉襖。一歲多的理曾突患肺炎，急需住院治療，醫(yī)療費很高，相當于教授兩個月的工資。吳岫霞抱著奄奄一息的女兒直流淚，后來還是時任西南聯(lián)大理學院院長的吳有訓到處向朋友們募借，才挽救了這條小生命。

趙理曾回憶說：“我剛出生的1941年，作為清華大學的教授，爸爸的薪水只夠一家人勉強糊口。我們的內衣，爛成了一縷一縷的，真是‘衣衫襤褸’。我的第一件衣服是用媽媽的幾只襪筒拼起來的，后來多虧施嘉煬、莊前鼎兩位教授送來他們孩子穿過的嬰兒衣。我們搬家時，全部家當裝了一輛小小的馬車。爸爸的老師吳有訓公公說：‘看見九章搬家時那點東西，我都要掉眼淚！’可是，爸爸臉上沒有戚戚的愁容，只有坦蕩的微笑。我的名字原先叫莉曾，后改為理曾，爸爸說：‘女孩不要花花草草，要多懂道理。’”趙九章很樂觀，他常抽空給女兒念詩，講故事，帶她們在昆明郊外的青山綠水間嬉戲，一家四口苦中有樂。

趙燕曾寫道：“我七歲那年，日本飛機對昆明狂轟濫炸。我們天天逃警報，要走很長的路，躲到山里。父母決定搬到鄉(xiāng)下一個名叫惠老師大院的地方。我家住的是大院一角的一間茅屋，屋頂是厚厚的茅草，土墻用稻草做筋，足有一尺厚，地面鋪有粗陋的木地板。另有一小間做廚房。惠老師大院當時成了教授宿舍，同時住在那里的有梅貽琦、吳有訓、趙忠堯、任之恭、朱同、余瑞璜、楊武之、葉楷、范緒筠、姜立夫等著名教授。我們在那里一住就是三年，我上了小學，從三年級讀起。爸爸要進城教課，一星期只能回來兩次，不能系統(tǒng)地教我讀唐詩三百首了。我八歲后，爸爸手中多了一部《昭明文選》，漢魏晉優(yōu)美的賦和散文又讓我開了眼。他講了江文通的《別賦》、李密的《陳情表》、李陵的《答蘇武書》……還時不時地吟詠一些詩文。”

由葉企孫提議創(chuàng)建的清華五個研究所分散在昆明郊外，有三個所在北郊大普吉，趙九章兼職的航空研究所在北郊黑龍?zhí)丁Ｃ看渭瘯笸婆e下次集會的召集人和報告主題。趙九章常參加這種集會，在會上做報告。據湯佩松回憶說，參加集會的人有吳有訓、任之恭、余瑞璜、范緒筠、孟昭英、趙忠堯、黃子卿、華羅庚、王竹溪、趙九章、殷宏章、婁成后、湯佩松等。這些人日后大多是中科院的學部委員（即院士）。

1940年8月，中央研究所聘請趙九章為第二屆評議會評議員。1941年3月，中央研究院聘請他為氣象研究所研究員。1944年1月，由竺可楨推薦，中央研究院聘請趙九章為氣象研究所代理所長。此時，他不得不離開母校，離開昆明，去重慶北碚，走向新的工作崗位。

擎天大任

氣象事業(yè)是觀天、擎天之大任。趙九章?lián)螝庀笱芯克笕问窃?944年5月。

1928年氣象研究所建所時的所長，是我國氣象事業(yè)奠基人，一代宗師竺可楨。1936年，竺可楨調任浙江大學校長，仍兼任氣象研究所所長。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該所遷至重慶北碚，而竺可楨卻在貴州遵義主持浙江大學。直到1944年1月，竺可楨推薦趙九章為代理所長的建議才得到批準。

北碚是重慶遠郊的一個小鎮(zhèn)。抗戰(zhàn)時，這里成了一些著名研究所的避難之地，氣象所、物理所、植物所、地質調查所等都分散在鄉(xiāng)下。中科院院士陶詩言回憶說：“1944年氣象所只有14人，趙先生去重慶中央大學找涂長望推薦人，涂先生推薦了我。

趙九章在所里每兩周舉行一次讀書報告會，由我們輪流做報告，從報告中也看你的獨立思考能力。趙先生要求很嚴格，說得不對的，當場指出，我們都怕挨剋。有人報告不好，趙先生很不高興，就拂袖而去。當時氣象所人少，趙先生命我兼任所里的會計、記賬，負責圖書館的徐延煦兼管出納，趙先生安排我的工作是幫他計算。每周放兩次氣球，只有晚上我才搞自己的研究。他要求學生用英文寫文章，經過他修改后再去發(fā)表。我工作雖很忙，但在這緊張的環(huán)境下成長很快，這與趙先生的關心和教育有密切的關系。我雖然不是趙先生教出來的學生，我搞天氣預報，他搞動力氣象，但趙先生看你行就培養(yǎng)，喜歡你對他提學術觀點上的不同意見。”

北碚小鎮(zhèn)常有文藝團體演出，演員往往是著名人物，氣象所很多20多歲的小青年，常想去鎮(zhèn)上看演出。趙九章要求晚上多看書學習，他常常在晚飯后坐在門口看報，陶詩言、顧震潮想去看演出，只得設法繞過去。氣象所離鎮(zhèn)三里，回來要打火把，真可謂“苦中尋樂，偷偷摸摸”。

1945年氣象所研究工作大致如下：1.西風帶環(huán)流之研究，如東亞大型渦旋運動能量之交換（朱崗堃），東亞大型渦旋運動（趙九章與陶詩言）及活動勢力中心之形成與水平力管場之關系（趙九章）等；2.氣象要素之間諧分析（朱崗堃）；3.氣象波動之研究（趙九章與朱和周）；4.水汽蒸發(fā)公式（趙九章與顧震潮）；5.陣風中之風普遍頻率分布定律（顧震潮）；6.平行板間之激流行動（顧震潮）；7.中國雨量之類型探討（張寶堃）；8.太陽氣候與大陸性規(guī)準（顧震潮）；9.中國氣團之分析（趙九章與林書同）；10.臺灣之氣候與農業(yè)（毛漢禮）……

真乃車大載負重啊！

趙九章1937年在德國發(fā)表的那篇論文，是我國真正把數學和物理學引入氣象學，解決氣象問題的第一篇論文。此后，他不斷地把數學和物理學方法引到氣象學中來，如1943年發(fā)表的討論摩擦層中風隨高度變化規(guī)律的論文，就是用求解數理方程的方法進行的；1946年發(fā)表的關于大氣長波不穩(wěn)定的理論，更是高度地引用了數學、物理學方法。他和顧震潮合作的論文《論水汽蒸發(fā)方程》以及在他指導下朱崗堃發(fā)表的論文《東亞大型渦能動力》等，都可以說明趙九章在這個方向上的努力。

竺可楨對趙九章的這一研究方向十分贊賞，多次表示：“物理為氣象之基本訓練，日后進步非以物理著手不行。”趙九章出任氣象研究所所長，這就更好地發(fā)揮了他的才能，把中國的氣象學引上數理化的道路。

他編寫出我國第一部《動力氣象學》講義，是我國動力氣象學的創(chuàng)始人。趙九章在主持氣象研究所和地球物理研究工作時，一直堅持氣象科研工作沿著數理化和新技術化的方向發(fā)展，他將我國的經典氣象科學拓展為大氣科學。在他的指導下，葉篤正、顧震潮、陶詩言、朱崗堃等學生后輩沿此方向發(fā)展而成為著名的大氣科學家。

他在參加1956年周恩來總理領導的我國《1956至1967年科學技術發(fā)展遠景規(guī)劃綱要》的制訂工作時，就這樣說過：“從現代化的科學發(fā)展來看，氣象學是一門邊緣科學，它一方面聯(lián)系著當地的具體地理條件，有它的地域特點；另一方面，則遵循著物理變化法則，而與數理科學有共同性。因此進一步揭示現代氣象的本質，必須廣泛積累天氣和氣候的觀測事實，利用現代新技術，更深入掌握大氣物理現象的變化過程，運用現代科學的成就，進行分析研究，通過各學科之間的相互滲透……促進氣象學的發(fā)展。”

著名美籍瑞典氣象學家和海洋學家羅斯貝于1939年揭示大氣長波的存在，是氣象科學發(fā)展史上的重要發(fā)現。但“長波（又稱行星波）在斜壓大氣中不穩(wěn)定”這一概念，首先是趙九章提出的，比美國氣象學家查尼（J.B.Charney）的論著早發(fā)表了一年。趙九章在這方面的主要論著有《半永久性活動中心的形成與水平力管場之關系》、《大氣環(huán)流之穩(wěn)定度》等。1946年趙九章訪問美國芝加哥大學做學術報告時，引起國際上氣象學家們的高度重視。《中國大百科全書（大氣科學卷）》中認定：“公元1946年趙九章提出行星波不穩(wěn)定概念。”

講學與“還都”

1946年1月1日，國民政府公布獲“勝利勛章”公務員名單，中央研究院共95人榜上有名，趙九章名列其中。1月9日，中央研究院會同教育部、中央氣象局商定，派趙九章及氣象所研究員兼中央氣象局顧問涂長望出席本年2月25日在倫敦召開的國際氣象會議。1月14日，他赴英國出席在倫敦召開的氣象會議，在英期間赴瑞典講學。

2月25日，在國際氣象會議上，趙九章當選為國際氣象委員會出版及文獻委員會委員。趙九章在會上介紹了中國氣象研究所以及中國氣象工作情況，受到各國代表的關注。中國氣象事業(yè)由于竺可楨、趙九章、涂長望、呂炯等科學家的努力才有了一定規(guī)模的發(fā)展，逐漸在國際上占有一席之地。會議決定成立國際氣象委員會，選舉委員和由七國組成的常務委員會。中國在蘇聯(lián)、美國等代表支持下被選為常務委員。委員會下設幾個專門委員會，中國科學家也被選為委員：竺可楨為氣候委員會委員，涂長望為農業(yè)氣象委員會委員，呂炯為海洋氣象委員會委員，趙九章為出版及文獻委員會委員，朱國華為天氣預告委員會委員。貧弱的中國在全球氣象事業(yè)的各方面都有了發(fā)言權。

會后趙九章、涂長望在倫敦進行了學術訪問，與英國皇家氣象學會進行了交流。3月份他離開倫敦去美國，這次是受美國國務院邀請到美國講學、訪問。

趙九章在芝加哥大學作了學術報告，他提出的大氣長波不穩(wěn)定的概念引起氣象界的重視。

趙九章在美國還考察了幾個主要的氣象機構，商談了中美氣象合作研究項目。他于1946年12月返回祖國，回國之前，氣象研究所及他的家眷早已遷回了南京。

中國氣象所將要喬遷“還都”的

北極閣的房屋要重修，環(huán)境要整理，植樹種花，修補道路，氣象觀測、課題研究、科研推進，人員加強，無不親力親為。

8月份，所里擬定了《民國37年度氣象研究所的工作計劃》，包括研究專題和其他工作兩部分，研究專題有：1.西風帶環(huán)流之研究：“北半球大型渦旋運動之研究”、“北半球氣壓活動—中心氣壓梯度之分析”、“西風帶環(huán)流指數變化之原因”；2.東亞季候風之研究：“研究干濕各年東亞季風流場及氣壓中心之分布”、“研究東亞季風強弱之指標”；3.西風環(huán)流中波散縣鄉(xiāng)之研究：“能量之傳播與不穩(wěn)定波動之關系”；4.地震波理論之研究；5.中國地磁綜合研究；6.亞洲東北部地磁區(qū)域反常現象之研究。其他工作包括：1.天氣工作：繼續(xù)繪制天氣圖；2.氣候工作：整理統(tǒng)計氣象記錄；3.高空工作：施放無線電探空儀；4.地震工作：設置地震臺；5.地磁工作：地磁長期觀測與記錄、地磁之測量、中國地磁圖之編纂。

此外，所里還派出一些研究人員出國深造，張寶堃去美國，顧震潮去瑞典，朱崗堃去英國……朱崗堃出國時，家庭經濟困難，其夫人身體不好，暫不能工作。趙九章當即決定保留朱崗堃70%的工資，學成回國，再回氣象研究所工作，這樣解決了朱崗堃的后顧之憂。到今天，九十余歲的朱崗堃先生還一直念念不忘趙先生對他的扶助之恩。

趙九章還承擔研究課題，同時兼任中央大學教授，講授動力氣象學。

南京夏日，驕陽似火，揮汗如雨，趙九章讓學生上山，在北極閣寬敞的學術報告廳內聽課。山風陣陣，減了暑熱。趙九章常說：“北極閣是象牙之塔，是做學問的地方。”當年有位國民黨元老吳稚暉，要求到北極閣重陽登高，被趙九章婉言謝絕，他對來交涉的人說：“我們這里是搞學術的機構，不適宜搞非學術活動。”元老高官只得作罷。

趙九章想保全這一塊遠離政治只搞學術的圣地。

負經天緯地之重任，當不負天地！顧不了黑天昏地的亂世萬象，要努力開拓氣象科學事業(yè)，中外名師引領他邁入氣象學領域，他成了這個領域的光明之星。他首先把數學、物理引入氣象學，將中國的氣象學從描述性地理學范疇引向數理軌道。他推動了我國現代氣象事業(yè)的發(fā)展，是我國現代氣象學的奠基人之一。

棄舊迎新

1948年是國民黨政權風雨飄搖、分崩離析的一年。南京風聲鶴唳，當權者令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遷移至上海，準備逃往臺灣。趙九章看清腐敗的國民黨大勢已去，正處在一個時代的轉折點，臺灣肯定是沒有出路。當務之急是必須保管好資料設備，他將圖書、儀器、檔案等分裝213箱運往上海，借上海研究所房屋暫住。著名地磁學家陳宗器與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的地磁研究部分，一年前已合并到氣象所，人員設備也由上海遷到南京。

趙九章與陳宗器志同道合，一致反對遷臺，對上面的命令應付、拖延。趙九章與各所商量后，給中央研究院院長朱家驊發(fā)一電文，大意是：“八年抗戰(zhàn)，顛沛流離，實不堪再動。”

在動蕩不安、凄風苦雨中迎來了1949年的元旦，趙九章穩(wěn)守所內，體現出“我自巋然不動”的書生特色。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4月30日，竺可楨由杭州來到上海，他是應教育部部長杭立武幾次電催來滬，在陳宗器陪同下去見杭立武，杭要竺立即去臺灣，竺當即拒絕。5月2日杭立武仍勸竺去臺。5月19日，杭從廣州電催竺速“乘機飛穗”。5月6日，竺可楨路遇蔣經國，蔣再次要求竺去臺灣，竺仍婉言拒絕。竺可楨對趙九章說：“他們還會找我糾纏，我要找個去處躲一躲。殺人不眨眼的毛森是上海警察局長，我們都要注意提防，最好你也躲一躲。”朱家驊曾給上海駐軍頭子湯恩伯說過，中央研究院有13個所的所長在上海，離開上海時要帶他們走。

上海解放前夕，趙九章與竺可楨議事繁密，竺可楨日記記有：“五月一日……趙家送面來……五月十日……九章談兩小時，晚膳……五月十九日……至九章家聽……廣播，知……共軍離龍華機場已只五里云。五月二十四日……至九章處聽八點十五報告，知停止廣播……十點，四周均有兵，故各室之電燈未開，于黑暗中入睡……入夜槍炮聲密集……”

5月24日，長寧路附近的國民黨軍退凈。5月25日清晨，研究所附近街邊已有解放軍。

上海的解放為歷史掀開了嶄新的一頁。共產黨干部艱苦奮斗，受到人民群眾擁護與愛戴，使九章耳目一新。6月9日，中央研究院集會紀念建院21周年，6月12日，上海科學工作者協(xié)會召開會員大會，兩次大會陳毅市長都到會講話。趙九章從未聽到過這么多革命道理，這使他大開眼界。7月5日，趙九章隨竺可楨等27位代表乘車，去北平參加全國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大會籌備會，見到周恩來、李維漢、葉劍英、吳玉章等領導。他們的講話使趙九章認識到共產黨和國民黨本質上的差別，認識到共產黨對科學事業(yè)的關懷期望。

7月19日，在北平的氣象界人士舉行座談會，會上討論了氣象在新中國建設中的作用，以及當前要抓緊完成的幾項任務。九章與涂長望商量后擬出了一份建議稿《氣象工作者對于恢復當前氣象事業(yè)的建議》，經會議討論修改，參加簽名者有盧鋈、趙九章、涂長望、竺可楨、李憲之、呂炯、張乃召。趙九章深感氣象科學工作者在新中國大有可為，這激發(fā)了他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7月29日趙九章回到上海，首先要辦的是抓緊把氣象所遷回南京。經過充分準備，9月下旬，氣象所完成搬遷，在南京雞鳴寺1號恢復了正常工作。

10月，中央研究院在南京成立院務委員會，陶孟和為主任委員，趙九章是14位委員之一。此前趙九章已被選為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和江蘇省政協(xié)委員。

解放初期，全國只有72個氣象臺站的資料，只有東亞區(qū)域范圍的天氣圖。為了深入研究我國的天氣過程，提高天氣預報水平，必須收集整個北半球氣象臺站的資料，才有可能繪制出北半球天氣圖。趙九章為此事籌備了兩年，同時也把困難向南京市軍管會反映。軍管會了解到這項工作的重要意義后大力支持，給氣象研究所增調報務員等十位工作人員，又撥發(fā)經費，增調設備。趙九章帶領氣象所人員不分日夜地工作，克服了很多困難，終于在1949年12月繪出了我國第一幅北半球天氣圖。他去北京開會，周恩來第一次見到他就記住了他的名字。趙九章精力充沛，新中國建設急需人才，科技人才大有用武之地，他和竺可楨、涂長望給身居國外的中國科學家寫了很多信。顧震潮在瑞典，再有幾個月就可以進行論文答辯，取得博士學位。接到趙先生的信以后，他放棄了獲得博士學位的機會，毅然和夫人一起回到了祖國。響應召喚先后回國的有葉篤正、謝義炳、顧均禧、朱和周、謝光道、黃仕松、劉好治等一批氣象學家，為祖國氣象事業(yè)增添了力量。

經天緯地

1950年1月26日下午，中國科學院在北京召開了一次決定氣象研究所命運的會議。會議由竺可楨副院長主持，出席者有葉企孫、錢三強、丁西林、李憲之、涂長望、陳宗器、趙九章、李善邦、顧功敘、嚴濟慈、陶孟和等。會議決定在氣象研究所的基礎上成立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內分氣象、地磁、地震、地球物理四個部分。

1950年5月19日，周恩來總理正式簽發(fā)任命通知書，任命趙九章為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長。中國科學院任命陳松器、顧功敘為副所長。一張珍貴的照片閃現在我的眼前：笑容滿面的竺可楨，容光煥發(fā)的趙九章，洋派十足的蘇聯(lián)專家們，皆著黑色大衣，在新所門廳合影，這是一個永載史冊的歷史時刻。這是具有二十余年歷史的中國氣象研究所與地球物理所合璧的機構，如今改稱地球物理研究所。

氣象研究所的名稱不再使用，但它為我國氣象科學研究做出的重要貢獻永記史冊。趙九章更忙了，所內業(yè)務范圍擴大，原是管天的活計，又加上了管地，真乃經天緯地！國民經濟正在恢復，百廢待興。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戰(zhàn)爭開始，這一切都需要氣象服務。1949年12月16日，毛澤東主席任命涂長望為軍委氣象局局長，1950年3月10日，正式成立中央氣象臺。當時國內氣象專業(yè)人員較少，地球物理所的氣象專家最多，趙九章感到責無旁貸，他寫信給涂長望，表示要與軍委氣象局通力合作，共同承擔氣象任務。他派張寶堃與涂長望商談合作辦法，準備成立兩個機構：一是聯(lián)合天氣分析預報中心（簡稱“聯(lián)心”），二是聯(lián)合氣候資料中心（簡稱“聯(lián)資”）。

1950年6月25日，軍委氣象局與地球物理所簽訂了成立聯(lián)合天氣分析預報中心與聯(lián)合氣候資料中心的協(xié)定。涂長望、趙九章在協(xié)定上簽了字。趙九章委派80%的氣象專家參加“聯(lián)心”、“聯(lián)資”工作，為抗美援朝，解放海南島、舟山群島等沿海島嶼，和平解放西藏等許多軍事活動提供了出色的氣象服務，立下卓越的勛勞，同時也為經濟建設、防汛抗災進行了有效服務，為我國以后的天氣分析預報發(fā)展奠定了基礎。

“聯(lián)資”工作與“聯(lián)心”同步開展。張寶堃為主任，朱崗堃為副主任。趙九章決定把氣象所解放前20多年積累的資料交給“聯(lián)資”。這些資料非常珍貴，是趙九章和氣象所同仁在解放前冒著生命危險保存下來的。經過大力整理分析，編制出版了新中國第一部包括雨量、溫度等多種氣象要素的氣候圖集，還建立了全國52個大城市的單站資料，并完成了新中國第一個區(qū)域規(guī)劃——黃河流域規(guī)劃。這為我國建立完整的氣候資料庫奠定了基礎，并培養(yǎng)了一批氣候資料人員。

“聯(lián)心”實際上是我國氣象預報中心的前身。“聯(lián)資”是氣候資料中心的前身。“聯(lián)心”、“聯(lián)資”的這段合作經歷至今還在我國氣象界傳為佳話。

趙九章考慮到，我國必須建立相當數量的氣象臺站，氣象儀器設備在舊中國要靠國外進口，繼續(xù)依賴進口難以為繼了，必須靠國內研制生產。趙九章帶領所內人員和氣象局人員一起，組成試制小組，試制水銀氣壓表。從洗水銀開始，反復試驗，做出樣機，然后把全套技術和設備，無償地交給氣象局儀器修造室去試制和生產。試制氣溫表也是如此，從氣溫表用的材料到氣溫表的標定都是在他的指點下，一一解決。

國外對我國急需的橡膠原料封鎖禁運，在亞熱帶地區(qū)種植橡膠卻有遭受冷害的危險。趙九章主動派人去廣東、海南等地實地考察研究，建議采用種植防風林帶等措施，改變局部地區(qū)的小氣候，為那里種植橡膠林創(chuàng)造了條件。

1952年，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要成立氣象系，他指派得意門生張震越去參加創(chuàng)建工作。

趙九章十分愛惜有實踐經驗的人才。在所內那批高中畢業(yè)生里，有個小伙子叫周秀驥，他不僅工作扎實，而且善于動腦，業(yè)余時間，爭分奪秒地自修大學課程。趙九章十分高興。他與北京大學聯(lián)系，讓小周去當旁聽生。小周學習成績很好。但是，北大不給旁聽生文憑，連參加考試，也是趙九章與學校商量才得允許。但經考核，小周的知識已經具有大學水平，可以勝任本職工作。

趙九章常常拿重擔子去考驗和鍛煉他，有一回交給小周一項任務：用光學的方法來監(jiān)測高層大氣的污染，要他在幾天之內搞出一個方案。年輕、經驗不足的小周幾天沒合眼，終于完成了任務。趙九章非常高興，決定讓他搞大氣光學，并送他出國留學。

耕云播雨

在紛繁的工作中，這位覆地翻天的科學家也未忘將研究成果撰著成論文。1950年12月，《緯向環(huán)流的穩(wěn)定性》一文出世，四海皆知。1952年，《中國氣象學研究工作的回顧與前瞻》又應時誕生。同年3月，他由潘菽介紹加入九三學社，以后曾任九三學社第五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同年8月，被評為中科院一級研究員。

1955年6月1日-10日，參加中科院學部成立大會。趙九章被聘為中國科學院生物學地學部委員。6月30日，中國科學院本年度第二十九次院務常務會討論通過中國科學院“國際地球物理年”委員會委員名單，竺可楨為主任委員，趙九章為副主任委員。10月25日，趙九章被聘為中國科學院海洋生物研究室學術委員會委員。

1957年2月25日-3月2日，趙九章以“國際地球物理年”中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代表團團長身份出席在東京召開的“國際地球物理年”的西太平洋區(qū)域會議。會議協(xié)商調整西太平洋地區(qū)各“國際地球物理年”參加國的科學計劃。7月24日，趙九章被聘為國務院科學規(guī)劃委員會海洋組組長。1958年8月，與涂長望赴黃山考察云霧觀測，并支持顧震潮、周秀驥等人開展云霧物理研究和人工影響天氣研究，我國的云霧物理研究從此展開。

我國是干旱缺水的國家，人工降水試驗是氣象人員面臨的重大課題。20世紀50年代中期，國際上人工降水正在盛行。1956年國務院組織專家開始編制《十二年科學技術發(fā)展規(guī)劃》，趙九章是規(guī)劃委員會氣象組組長。

趙九章特別注意把人工降水試驗、云霧物理研究列入規(guī)劃，在氣象組下面還成立了云霧物理專業(yè)組，他親自負責；還制定了《關于建立云霧降水物理觀測實驗的工作辦法》。趙九章與涂長望商量，先在廬山和黃山建站較為合適，他倆決定親自去考察。氣象局易仕明陪同兩位領導前往。第一站是多云多霧的黃山。從杭州坐汽車到安徽屯溪，長途顛簸十分辛苦，然后步行上山，這對兩位已50多歲的科學家來講很是吃力。黃山頂的氣象站熱烈歡迎我國氣象界兩位最高領導和專家，他倆親切的慰問和感謝，使站上人員受到很大鼓舞。趙九章由于一直有心臟病，在黃山走路太多，太累，心臟感到不適。下山之后，仍對黃山站氣象工作作了整體性的指導。

這一年，趙九章在農業(yè)氣象大下功夫。因抗旱需要，吉林省氣象局首次進行了一次人工降雨（增雨）試驗，獲得成功。《人民日報》報道了這一消息，由此推動和加快了這一試驗工作在全國的開展。在趙九章的倡導和支持下，顧震潮領導的課題組，開辟了云霧物理和人工影響天氣研究的新領域，先后在衡山、泰山、黃山建立云霧觀測試驗站。隨之，我國的雷電物理研究以及其他各項大氣物理觀測試驗研究也都先后在當時的地球物理所開辟和發(fā)展起來，把研究領域從傳統(tǒng)的氣象科學拓展為大氣科學。

尊科重才

20世紀40年代末，電子計算機問世，為天氣預報從定性化向定量化的方向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條件。50年代初，西方一些國家開始利用計算機來做數值天氣預報，以達到客觀化、定量化的目的。當時我國還沒有計算機，但趙九章看到了這個生長點，在1955年就支持顧震潮進行這方面的研究。1959年我國第一臺大型電子計算機研制出來時，在當時的地球物理所與中科院計算所、中央氣象局的合作努力下，我國的數值天氣預報試驗，已做好了充分的準備，成為該計算機的第一家用戶。同年，趙九章在《十年來中國氣象學研究的進展》中明確指出：“在掌握了天氣演變的物理過程和區(qū)域特征的基礎上，對大氣議程進行數值積分，是把天氣預報從經驗和定性的范疇引導到客觀定量階段應走的道路。”

對大氣臭氧的觀測研究是全球氣候變化和環(huán)境研究中心的重要課題，1952年，趙九章就安排當時剛招收的高中畢業(yè)生周秀驥進行臭氧觀測，到北京大學物理系進修。后又派一名剛走出校門的大學生魏鼎文（后來他一直主要從事大氣臭氧方面的研究工作，成為這一領域的著名專家）到武漢大學進修并進行臭氧觀測研究工作。趙九章組織打下了全球臭氧觀測網中的兩個觀測站——河北香河站和昆明站的基礎。國際臭氧委員會主席1988年載文高度評價稱：“香河站是全球最好的觀測站之一。”

1964年，趙九章提出：將各種類型的無線電波、聲波和激光技術應用到大氣探測方面來。他親自主持氣象衛(wèi)星探測理論與方法的學術討論班，帶領一批年輕人開展對大氣遙感理論的研究工作。他領導建立了大氣光譜實驗室。1966年，趙燕曾等八人在當時的地球物理所研制出了我國第一臺脈沖紅寶石激光雷達，開展了測云、煙、大氣消光、大氣能見度等激光探測大氣要素的實驗研究工作。這項成果當時在國內居領先水平，與當時的國際水平相當。

1961年12月，中央氣象局局長涂長望感到自己的病難以治愈，便給鄧子恢副總理寫報告推薦趙九章。1962年6月9日，涂長望病逝。趙九章雖然畢生奉獻氣象事業(yè)，但不愿去當局長。中科院領導人李德仲多次說道：“趙九章是一位一心從事科研的真正的科學家，他不愿去做官。”他的責任是搞好氣象科學和發(fā)掘科技人才。

趙九章手下有三員大將——葉、顧、陶。他們三人也是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國內氣象界四大金剛中的三大金剛。葉篤正是趙九章在西南聯(lián)大的學生；顧震潮是趙九章在西南聯(lián)大招收的第一位碩士研究生；陶詩言不是他教出來的學生，而是涂長望把勤奮鉆研的愛徒推薦給了趙九章，使趙九章有“喜得良將”之感。

葉篤正比趙九章小九歲。他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并取得杰出成果后，1950年10月，應趙九章、涂長望邀請回到祖國。趙九章喜出望外，派他到北京北魏胡同，擔任地球物理研究所北京工作站站長，領導中科院的氣象學家參加“聯(lián)資”、“聯(lián)心”工作。葉篤正一直從事大氣環(huán)流、動力氣象、高原氣象和氣候變化等領域的研究，在開拓我國大氣物理事業(yè)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后來葉篤正擔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曾獲世界氣象組織第四十八屆最高榮譽獎。

顧震潮比趙九章小13歲。1949年底，他在瑞典接到趙九章召其回國的信后，連博士學位也不要了，立即回到祖國。他在我國天氣分析預報、數值天氣預報、開辟人工降雨與云霧物理試驗等方面做出了杰出貢獻。他受趙九章委派，負責“兩彈”實驗的氣象預報工作，出色地完成了任務，榮立一等功。他勤奮刻苦，堪稱科學家的楷模，可惜積勞成疾，英年早逝。

陶詩言比趙九章小12歲。他在創(chuàng)建我國天氣預報業(yè)務，寒潮、暴雨等天氣學研究等方面都做出了杰出貢獻。陶詩言與顧震潮同在我國“兩彈”試驗氣象保障中榮立一等功。

趙九章對這三位同仁關懷備至，信任有加。趙九章常說：“許多方面他們比我懂得更多，我要向他們請教。”正如趙九章十分尊敬恩師竺可楨那樣，這三位對趙九章也非常尊敬，實為師生情誼的楷模。

葉篤正說：“趙先生的功勞非常大，他的工作特點，一是開創(chuàng)性，二是眼光看得遠，三是只要國家需要就去干。”

趙九章領導的研究所內真可謂人才濟濟。第二研究室，楊鑒初是在實踐中自學成才的典型。20世紀50年代初，他為我國長期天氣預報開辟了一條新的途徑，成果被全國氣象臺站普遍應用，被稱為“楊鑒初法”，與葉、顧、陶、楊在不同領域相互支持，形成團結協(xié)力的團隊。

還有張寶堃、朱崗堃、高由禧、劉匡南等一批一流的氣象學家，之后還有朱抱真、章震越等，更后一些的還有曾慶存、周秀驥、巢紀平、任陣海，他們都受到過趙九章的培養(yǎng)與指導。曾、周、巢三位是中科院院士，任陣海為工程院院士。曾慶存任大氣物理所所長，周秀驥任中國氣象局氣象科學院院長，巢紀平任國家海洋局海洋環(huán)境預報中心主任，任陣海任中國環(huán)境科學院大氣所所長。大氣物理研究所可以說是人才輩出。

巢紀平，1954年畢業(yè)于南京大學二年制的氣象專修科。1956年，一篇關于氣流越過青藏高原的理論文章得到好評。趙九章不顧阻力，將巢紀平和另外幾個大專學歷的年輕人，從技術系列轉為研究系列，任研究實習員。1962年趙九章又邀請華羅庚、周培源、郭永懷等著名科學家組成評議組，華羅庚為主考，對巢紀平進行考核。經論文答辯，華羅庚認為巢紀平的學術水平非一般中級研究人員所能比，于是在1964年為巢紀平連升三級，從研究實習員破格晉升為副研究員。

20世紀60年代初，巢紀平寫了一篇關于建立中、小尺度大氣運動方程組的文章報趙九章審閱，當時中、小尺度大氣運動的研究剛開始。兩個月后，趙九章把巢紀平叫到家里說：“我看第一遍時不知你在說什么，想把稿子退給你，一想你不是那種愛輕言的人，就把稿子放了兩個月，又看了第二遍，才清楚你在說什么，這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寫道：“公元1962年中國巢紀平建立中、小尺度運動方程組。”“巢氏方程組”載入史冊。

周秀驥，原是高中畢業(yè)生，1951年4月被招收到研究所當練習生，趙九章送他到北京大學，學習物理系本科幾乎所有的數學、物理課程，1956年，地球物理研究所派送留蘇副博士研究生時，又報送他去。1962年，周秀驥獲得副博士學位歸國，被定為副研究員，成為地球物理研究所云霧物理和大氣探測這兩門在國內新開創(chuàng)的分支學科的帶頭人。

曾慶存從蘇聯(lián)學成歸國后，趙九章千方百計把他要到地球物理研究所。

趙九章常說兩句話，一是“做學問是不能壟斷的”；二是“搞研究要發(fā)揮集體力量才有可能避免個人認識上的局限性”。趙九章對研究所特別是青年學者要公開發(fā)表的論文要求很嚴，送刊前他都要親自審閱。有一位年輕研究人員利用當時國內很小的計算機，做一個在國內首次的大氣環(huán)流數值模擬試驗，結果相當不錯，但模擬的風度，計算機算出的結果定了10.11米/秒。趙九章閱后說，風速的觀測誤差至少是1米/秒，可是在計算結果中小數點后還有兩位數，這有什么意義？把一些無用的數字定上去，看上去很嚴謹，實際上是不科學的。培養(yǎng)人才，舉薦真才，趙九章不遺余力，嚴謹治學、尊重科學是他一生的工作準則。

“海浪”先驅

我寫本節(jié)時，恰恰住在當年海浪研究基地對面的青島海邊，面對著在云霧里放光彩的小麥島。我愛在海上升起明月時佇立海灘，放遠神思，去想象趙九章當年的創(chuàng)業(yè)形象。趙九章領導的海浪研究，是國家建設，特別是海軍建設的需要。他急國家之所急，開展了這項探索性的課題研究，對我國海洋科學的發(fā)展起到了先導作用。

年老、瘦削而精氣神十足的楊俊文坐在筆者對面。在同仁們贊美趙九章時，他一直謙訥無語，但在講起趙九章領導海浪研究的時候，這位做過助手的原“空間中心”副主任卻侃侃而談了。

1952年，趙九章組建了海浪研究組，開辟了我國海洋研究的一個新領域。其目的：一是為臺風預報提供一種輔助手段，為海洋作業(yè)、海岸建設提供科學依據；二是為海上艦艇提供海況環(huán)境保障。

人民海軍剛剛建立，艦船的噸位較小，對海浪的影響反應明顯，因而海軍需要研究海浪。趙九章多次舉例說到二戰(zhàn)，盟軍在諾曼底登陸時，由于事先沒有做好海浪預報，受到嚴重損失。我國為解放沿海島嶼，保衛(wèi)沿海，研究海浪預報任務更為迫切。

海上目測研究在青島開展。中科院由地球物理所、青島海洋生物研究所和應用物理所參加，加上海軍，組成了一個特殊的研究集體，由趙九章主持。趙九章親自講課，大家一起學習，共同討論。講座還有交通部人員參加，是我國頭一次傳授海浪知識。管秉賢為引進蘇聯(lián)的有關海浪觀測的目測方法，做了很大努力，在趙九章的指導下，出版了一本有關國外海浪預報研究的專輯，把我國海浪研究向前推進。

1954年，熱電堆式海浪自記儀在青島的團島進行試驗，取得了一些資料，發(fā)現了一些問題，要求對觀測儀做進一步改進。中科院與海軍共同參與，時任海軍副司令的羅舜初對趙九章很尊重，科研上有什么要求盡量滿足，還指派海道測量部律巍部長與趙九章經常聯(lián)系，合作關系非常好。海軍委派了小麥島的觀測臺臺長，有數名戰(zhàn)士負責觀測。管秉賢、逯玉佩、陳奇澧等科技人員負責技術工作。青島當時還處于海防前線，直到1955年還有敵機竄擾的防空警報，在觀測臺堅持工作的科技人員很緊張。

1956年，楊俊文代替孫超在海浪組做趙九章的助手。在海浪組工作的有蔡君勇、孫國英、張銘達等。趙九章對海浪組是兩手抓，一是開展觀測工作，二是進行預報理論與方法的研究。他提出學習點源擾動理論、流體彈性波理論、海浪傳播理論及概率論等。趙九章的研究離開風浪區(qū)傳播最快的先頭波——涌的傳播特性，進行海浪折射圖的繪制，做臺風路徑預測、海浪波譜分析等研究，試圖弄清海浪發(fā)生、發(fā)展、傳播的路徑。在沒有空中對海域進行有效遙感監(jiān)測的50年代，這是一個創(chuàng)舉。

趙九章還吸收外所人員和海軍的有關人員來學習和工作。海浪自記儀的研制就是派孫超去應用物理所，在錢臨照的指導下進行的。后期搞波譜分析儀研制時，趙九章常請電子所馬大猷來海浪組指導改進。他派孫超去蘇聯(lián)學習利用風暴池進行海浪研究和模擬試驗，那時蘇聯(lián)剛建立這種設備。1957年，海浪組研制出海浪表面波自記儀，并安裝在小麥島觀測臺做試驗觀測。

1957年，對于論文《熱電堆式海浪自記儀》，趙九章做了反復修改，并推薦用年輕人的名字發(fā)表，不署他的名。

趙九章提出“海洋無人漂浮站”的研制計劃，并派出蔡君勇等人去自動化所合作研制漂浮站的遙測系統(tǒng)，這為以后地球物理所二部火箭遙測系統(tǒng)的發(fā)展打下了基礎。1958年冬天，蘇聯(lián)科學院副院長拉弗倫切夫來到小麥島海浪觀測臺參觀，他對在落后條件下趙九章領導的“海浪”工作大加稱贊。在那張合照上，趙九章躊躇滿志，意氣風發(fā)；在高大氣派的蘇聯(lián)專家群中，亦顯異樣風采。

作為助手，長期生活在趙九章身邊的楊俊文和跟隨趙九章工作多年、一直從事海洋工作的逯玉佩，說到趙九章在海浪研究方面的成果，共歸納為八點：

（1）為了國民經濟和國防建設的需要，開創(chuàng)我國海浪和臺風中心預報研究，建立了中科院、海軍、民用部門的緊密合作關系，培養(yǎng)出科技骨干，使科研可持續(xù)性發(fā)展，為海洋環(huán)境預報打下了基礎。

（2）研制成功海底波浪自記儀、波譜分析儀、岸用光學測波儀、表面波自記儀，開始研制海洋自動遙測漂浮站。

（3）在青島建立了我國第一個海浪觀測臺，積累了大量實測資料。在舟山群島建立了臨時觀測站，南北兩站同時作海底波浪自記儀觀測。

（4）在目測試驗基礎上，編制出我國第一套海浪目測規(guī)范。利用多年目測數據，制定了適合我國廣闊大陸架的海浪預報圖表。

（5）研究了海浪生成、傳播、預報理論，繪制了中國沿海的海浪折射圖，統(tǒng)計、研究了海浪大小分布結構，提供了海浪和臺風中心預報的基本條件。

（6）利用青島海軍觀象臺的氣象資料和天氣預報結果，試驗了觀象臺海區(qū)的風成浪預報，驗證結果良好。

（7）對青島、舟山兩臺站的自記儀資料進行了波譜分析，結合天氣圖、折射圖、海浪波譜，作了由先頭涌浪預報臺風中心的分析研究。

（8）組織海洋學家擬定了海洋科學規(guī)劃，領導了1956年、1957年海洋同步觀測，對我國海洋科學發(fā)展和海洋普查起了先導作用……

逯玉佩回憶：“趙九章對我國海洋科學的發(fā)展是起了先導作用，由于趙九章后來集中精力于空間科學，以及當時他在海洋研究中與海軍合作的保密性，其海洋研究的細節(jié)很少為外人知曉。概括起來，趙九章在我國海洋科學發(fā)展中做了兩件事，一是開展了海浪研究，二是啟動了海洋調查。”

1956年，趙九章任國務院科學規(guī)劃委員會氣象組組長，兼海洋組組長。當時他組織海洋科學家擬定了《十二年科學技術發(fā)展規(guī)劃》中海洋科學方面的規(guī)劃。1956年和1957年進行同步觀測，是全國海洋普查工作的序幕，由趙九章組織領導。他推動了我國海洋調查活動，起到了先導作用。在當時海洋界還沒有形成力量的情況下，有人出來挑頭辦這件事，確是開拓洪荒的壯舉！

為大地號脈

一個人到底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少驚天動地的事情呢？趙九章，這個被命名天上星宿的超人，要揭天九重，捉浪萬朵，還要為族人的安寧，為大地號脈，以診斷其狂躁病癥。

在中科院空間中心的采訪中，幾位老科學家爭相描述趙九章為我國地震事業(yè)開掘先河的事跡。徐榮欄粗聲大氣、干干脆脆地說：“他的功績當和李四光并列，或者更大！”

我國對地震及地震災害的記載，已有3000多年的歷史，對地震的科學觀測可以追溯到東漢。公元132年，東漢偉大的科學家張衡發(fā)明了我國第一臺觀測地震的儀器——候風地動儀，比國外早1700多年。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我國老一輩科學家翁文灝等，為我國的地震科學做了一些開拓性、奠基性的工作。1930年，在中央地質調查所所長翁文灝的安排和指導下，李善邦在北京西山的鷲峰建立了我國第一個地震觀測臺，該臺使用進口的先進儀器進行觀測，經過精心的管理和維護，取得了可靠的觀測資料，達到當時世界一流水平，并參與了國際資料交換。地質調查所內設地震研究室，也由李善邦負責。

1931年，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所長竺可楨聘請金詠深，在南京北極閣也建立了地震觀測臺。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1946年氣象研究所和地質調查所都由重慶遷回南京。主持氣象研究所工作的趙九章，特聘李善邦為研究員，謝毓壽為技師，邀請謝毓壽到氣象所修復已停止工作10年的地震儀器。1947年，謝毓壽還受趙九章之托，通過他的老師，推薦錢驥到氣象所參與地震研究工作。1947年，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的地磁部分調整到氣象所，陳宗器、陳志強、劉慶齡都到了氣象研究所，這幾位都是我國著名的地磁學家。

傅承義是清華大學首位派到美國攻讀地球物理學位的學者，師承世界著名的地震學家古登堡，1944年，獲得博士學位后繼續(xù)在美做研究，成績相當突出，發(fā)表了多篇有關地震波理論的高水平論文。1947年，趙九章邀請他來氣象所開展地震波理論研究。1988年，傅承義回憶說：“因為趙九章非常了解我，在信中沒有多寫什么，只寫了氣象所的圖書館藏書和雜志的訂閱情況，使我清楚了回國研究條件已具備，因此我毫不猶豫地決定回國了。”50年代初，傅承義在成層介質理論計算的方法論、瑞利方程的物理解釋及地震波在勘探上的應用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論文處于領先水平，受到國際地震學界的高度評價。李善邦專長于地震活動性、地震區(qū)域劃分、地震烈度鑒定及地震觀測等方面的研究。

1950年4月，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正式成立，同年底接管了上海徐家匯和佘山觀象臺的地震和地磁部分，科學研究內容就涵蓋了氣象、地震、地磁和地球物理勘探四個部分。趙九章用“上窮碧落下黃泉”來形容這個所的研究范圍，真是名副其實。

新中國建立初期，國家建設項目大量上馬，僅蘇聯(lián)援建就有156項，工程建設項目要求提供當地的地震烈度作為設計依據。然而，當時我國地震研究工作很薄弱，真正的地震專家只有三位，地震臺站只有兩個，地震資料和地震科研都很缺乏，提供某些地區(qū)的地震烈度非常困難，地震專家們壓力很大。身為地球物理所所長的趙九章感到責無旁貸，毅然投入他并不專長的地震領域，緊緊依靠地震學家，充分發(fā)揮專家的聰明才智。趙九章經調查研究提出了多學科、綜合開展工作的建議，得到中國科學院的批準。1953年11月28日，中國科學院成立了以副院長李四光、竺可楨為首的地震工作委員會，這個委員會還是國家計委審核重大工程地震烈度的咨詢機構。趙九章是委員兼秘書，這個“秘書”相當于現在的秘書長，實際主持日常工作。委員會下設地質組、歷史組、綜合組。地質組由張文佑負責，從地質構造方面開展地震研究；歷史組由范文瀾負責，從我國歷史資料，包括地方志中查找有關地震記錄，進行考證編輯；綜合組由李善邦負責，根據地震調查以及歷史組、地質組提出的資料進行綜合研究。

為了在確定地震烈度時有所依據，趙九章親自查閱地震資料。據郭增建回憶說：“他為了確定西安的地震烈度，曾分析過明朝秦大可所寫的《地震記》。”

經過幾年的努力，1956年編制完成《中國地震資料年表》，出版了《中國地震目錄》。1957年完成了新的《中國地震烈度表》。從此中國有了一個劃分宏觀地震烈度的依據。

1954年，為摸清黃河流域的地震活動情況，需盡快建一批地震觀測臺站。趙九章請李善邦籌劃，1955年建成由九個臺站組成的第一個區(qū)域地震臺網。

趙九章派謝毓壽去氣象局找涂長望局長，請教氣象臺站人員是怎樣培訓的。據此，地球物理所從1953年到1956年，舉辦了三期地震臺觀測干部訓練班。訓練班由李善邦、謝毓壽親自授課，三期共培訓了約80名學員，培訓結束將他們分派到各臺站承擔觀測工作。

1964年又在蘭州舉辦有143名應屆高中畢業(yè)生參加的專科班，大大加強了西北、西南地區(qū)的地震臺站和野外考察的技術力量，其中不少人后來都成了地震專家。

1953年，趙九章請傅承義去北京地質學院籌建地球物理探礦教研室，不僅給學生上課，還要負責培訓教師。趙九章建議，1956年地球物理所與北大聯(lián)合開辦地球物理專門化，到1965年，北大這個專業(yè)已有100多名學生畢業(yè)。

1958年，中國科技大學成立，設地球物理系。在趙九章的支持下，1960年，該系決定設地殼物理專業(yè)。從1962年建班到1966年，地殼物理專業(yè)有62名畢業(yè)生，這些畢業(yè)生大多成為地震各領域的學科帶頭人和骨干，北大畢業(yè)的陳運泰和科大畢業(yè)的陳颙現已成為中科院院士。

除通過高校培養(yǎng)外，趙九章還特別重視從工作中發(fā)現、培養(yǎng)人才。1951年4月，在南京的中科院地球物理所招考了一批上海高中畢業(yè)生，到所內做練習生，其中就有現已成為中國工程院院士的許紹燮和原上海市地震局研究員級總工程師張奕麟等人。

拜師與學徒

拜師與學徒是趙九章開拓地震事業(yè)的重要措施之一。蘇聯(lián)的地震科學有許多先進的東西，我國準備邀請?zhí)K聯(lián)地震科學專家來華工作。趙九章提出，請進來的專家要“成組配套”，也就是在地震地質、工程地震、地震儀器、地震臺站管理、地震資料分析處理等方面都要有專家，成組配套邀請來。申請得到中科院批準和蘇聯(lián)科學院同意：以地震地質學家戈爾什可夫為團長的專家團的四位專家攜帶儀器、資料來華工作。

1955年，蘇聯(lián)專家對我國的基本臺站布局、臺站選址、臺站管理等提供幫助，無私地提供不同周期、不同放大倍數、多種型號的地震儀器，使我國在一兩年之內，對地震的監(jiān)測能力、技術人員的管理和專業(yè)水平等都有了很大提高。到1958年底，地球物理所在全國建有12個基本臺站，到60年代初又增設了8個，形成了全國地震觀測基本臺網。部分臺站還先后參加了國際資料交換，使我國的地震觀測水平有了質的飛躍。

此后又先后建設了若干區(qū)域地震臺網，如50年代末建的長江三峽區(qū)域臺網，60年代初的廣東河源區(qū)域臺網、西北昌馬地區(qū)、西南渡口地區(qū)區(qū)域臺網等。在蘇聯(lián)專家的幫助下，李善邦等人完成了第一代中國地震烈度區(qū)劃圖的編制。

對“派出去”，趙九章要求也是“成組配套”。1956年先后派出三位訪問學者、三位攻讀副博士研究生、四位進修生。多數派出人員都由趙九章親自考核選定。中國地震局分析預報中心原主任梅世蓉回憶說：“我1952年從四川大學物理系畢業(yè)，分配到地球物理所，跟著老科學家承擔地震資料分析工作。當時工作很忙，我的老師不大同意我去蘇聯(lián)，是趙九章堅持讓我出去，他親自做工作，再三強調要從長遠考慮，最后我的老師也同意了。原來讓我去蘇聯(lián)是學習地震波理論，我在蘇聯(lián)的導師是蘇共黨員，我是中共黨員。導師要我搞地震活動性研究，說這是當時中國建設亟須研究的課題，我接受這種看法。趙九章1957年到蘇聯(lián)參加會議，專門找我談話，關心我的學習情況。在蘇聯(lián)四年攻讀副博士研究生，對我以后的工作成績起了很大的作用。”

另一位去蘇聯(lián)學習的葉世元（上海市地震局原副局長）在1998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到：“1957年冬，我的導師基爾諾斯博士（地震儀器專家）知道趙九章在莫斯科進行科學訪問，就邀請趙所長參加他的家宴，同時還邀請了一些蘇聯(lián)著名的地震學家。恰巧那天晚上蘇方安排趙所長去大劇院觀看演出，趙所長說，能與蘇聯(lián)地震學家聚會交流地震科學，機會難得，因此謝絕去大劇院，而去參加基爾諾斯博士的家宴。那次晚宴到了很多著名的地震學家，如戈爾什可夫、薩瓦倫斯基、麥德維捷夫、哈林等，他們對地震學的課題進行了很有意義的討論。趙所長提出了很有高度的見解，對蘇聯(lián)地震學家觸動很大，他們原來以為趙所長是氣象權威，想不到他對地震學還懂得很多，很有造詣，因此非常欽佩。”

留蘇回國的人員大多數成為地震領域的專家或領導，在我國地震事業(yè)的發(fā)展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同志記憶

1956年3月，國務院將地震研究納入1956年-1967年國家遠景規(guī)劃。

參加規(guī)劃會議的趙九章、傅承義、李善邦、劉恢先、謝毓壽等人積極準備。趙九章在會上做了許多說明和爭取工作，最后決定將“中國地震活動性及其災害防御的研究”列為全國科學技術重點發(fā)展的57項重要科技任務中的第33項，要求研究中國的地震情況并提出合理的防震措施。地震研究規(guī)劃中確定了四個中心問題及解決這些問題的科學途徑。

地震研究納入國家科技發(fā)展遠景規(guī)劃，是中國地震事業(yè)發(fā)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林庭煌在1997年的一篇文章中寫道：

地球物理各分學科經過幾年迅速發(fā)展之后，到50年代末，趙先生及時提出‘三化’方針，即物理化、新技術化和工程化。強調要加強物理基礎，應用和發(fā)展新技術，并使研究系統(tǒng)服務于生產建設。這一方針對于當時的地震研究更具有現實意義。

……

趙所長在1959年年終總結中，明確地震研究的方向和下一步的任務是：“利用近代物理科學的成就和現代化的新技術更好地了解地震研究的微觀過程，并闡明地殼及地球內部的情況，為地震預報和工程地震打下更堅實的基礎。”從此，我們研究有方向，工作有秩序，在積極完成國民經濟建設的當前任務之外，多方向開展地球物理的觀測、實驗和理論研究。同時，結合實際，探索和調研地震預報的途徑，討論開展地震預報的長遠規(guī)劃……“三化”方針不但為當時的地震科研指出了方向，也是地震研究應該長期注意的問題。

前蘭州地震研究所所長郭增建的回憶文章寫道：

1953年，我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所從事地震工作。1954年初，我到該所在北京北魏胡同的地球物理工作站工作，趙九章所長也在那里。2月份，山丹發(fā)生了大震，趙所長很著急，通知下面立即組織考察隊。考察隊組織好后，我隨同去了現場。那年夏天長江發(fā)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洪災，大雨下了50多天。趙九章所長見到我們很沉重地說：“長江雨還在下呀！”我們理解他作為氣象學家的憂民之心。

趙所長在地球物理學領域是個造詣很深的科學家，同時對科普也很重視。1956年他出版了《地球物理學中的幾個問題》一書，寫的都是地球物理學中的重要問題。這是我國唯一一本容納大地物理學、海洋學、氣象學和空間物理學的書。書中對地震和抗震問題也做了重要論述。1957年，他在中國地球物理學會第一次代表大會開幕詞中，在論述綜合性地球物理問題時，又談了地震和抗震問題的重要性。

中國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員琴朝智回憶他的親身經歷時寫道：

我1955年從學校畢業(yè)走上工作崗位。1956年，趙所長和當時科學院竺可楨副院長到莫斯科參加關于我國首次參加1957-1958年“國際地球物理年”觀測合作的會議，會上決定在我國沿海地區(qū)選擇上海與廣州兩個地震臺，各增建一組三角脈動臺，利用地面脈動的觀測方法，追蹤海上風暴中心的活動，作為當時氣象預報臺風活動的輔助手段，這也是地震觀測的一種實際應用。但是，“國際地球物理年”的活動日期是1957年7月1日至1958年6月30日，地震組對此新任務毫無準備，這項工作時間緊，無人力，顯得很棘手。趙所長回國后，親自組織人員，決定把鮑廼捷和我從地震物理組抽出，各自負責籌建一組臺網，并從第三屆地震訓練班中挑選了八位同志與我們共同完成選址、基建、架線的前期建設，并隨同蘇聯(lián)專家安裝儀器、觀測分析，直至做出報告向國際地球物理資料中心進行交換，順利地完成了“國際地球物理年”觀測合作任務，得到國際地震界同行的贊譽，體現了趙所長的領導風范。

人情味·趣

讀遍了趙九章資料，除得知他管天、管地、管海浪、管陽光、管空氣以外，還始知他還是一位詩人、教育家、音樂家……在他對祖國、對事業(yè)、對同志一片熱誠之外，他的家庭生活充滿溫馨和情趣，飽含著親情、人情和詩情。他具有很高的智商情商，具有高雅的情趣與愛好，吟詩賞花，書畫戲劇，音樂文物，文朋詩友。他充滿對生活的熱愛，將自己的快樂傳染給親人、友人、親愛者、同路人。

在空間中心的四樓，趙九章的知心朋友徐榮欄動情地、愉快地描述著他的老首長，說他具有迷人的個性色彩和超凡的魅力。穩(wěn)重的羅福山用語準確地講述他的高雅為人，樂善助人，而文聲文氣的楊俊文則在人們的談論中頷首應聲，仿佛在伴奏一曲和諧樂章。

臉上帶有父親清晰遺傳樣貌的趙九章二女兒趙理曾，一直以一種近于憂郁的神情和聲調講述父親——自認識母親起，父親在經濟上得到了母親的資助。父親非常尊重她，經常在我們面前表揚她。母親做的每個菜，他都會說：“好吃，好吃。”他偶爾也會露一手，色味不凡。母親愛看電影，回家時天已黑了，一進門，就看見父親戴著老花鏡，圍著圍裙做餡餅。餡是豬肉、白菜和粉絲，非常好吃。父親有時也會買禮物送母親，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三·八婦女節(jié)，父親送給母親一大捧玫瑰花。還有一次，父親到上海出差，給母親買回一條真絲頭巾，非常漂亮。母親年輕時很漂亮，很愛美。每當母親穿上新衣，父親常會開玩笑地叫我們來看：“媽媽多漂亮！”我們就會大聲地附和說：“漂亮，漂亮。”母親會非常開心地大笑。在我們家里，經常充滿笑聲。母親常對我們說：“你們的爸爸一輩子一句重話都沒對我說過。”

趙九章的大女兒趙燕曾回憶：“我和妹妹是在這恩愛和溫暖的家庭中長大的，我們的性格是在這幸福中塑造成的。父母相識相愛40年，婚后同甘共苦35年，不論景況好壞，不論健康或生病，不論富足或貧窮，終生相守。

“爸媽結婚前后幾年，是他們一生最快樂的時光。爸爸考上清華物理系后，媽媽就來到北京，就讀于北師大女附中。爸爸的同學們有聚會、郊游，媽媽是當然的來賓，胸前別著一個小條——‘趙來賓’。媽媽每次說到這里，就咯咯笑。

“媽媽年輕時性格活潑調皮，又愛玩。她說爸爸常教她念書，有時把她關在屋里，要她復習功課。有一次爸爸幫她復習完了全部三角。

“媽媽對清華十分崇拜，總是贊不絕口，什么都好：

‘清華呀，全國數第一的大學。’

‘清華的校園呀，真漂亮！’

‘清華園里裝著喝水的小噴頭。那水呀，可干凈了。化驗過，一個CC里只有13個細菌！’

‘你爸爸在清華伙食團，一個月八塊錢，吃的可好了……’

對于清華培育出來的爸爸，她的自豪是無限的。

“爸爸媽媽的性格迥然不同。爸爸安靜溫和，媽媽熱烈急躁。可是從來沒見他們吵過架。媽媽偶爾會發(fā)急，爸爸就一聲不吭。一個巴掌拍不響嘛，怎么吵得起來呢。媽媽高興起來會聲震屋瓦。有一次爸爸在一旁，他笑瞇瞇地對我說：‘瞧，一個是機關槍，一個是小鋼炮，一個是高射炮！’

“因媽媽長得美。年輕時，喜歡穿得漂亮。但在抗戰(zhàn)的艱苦年代，有時連一件完整的棉襖都沒有，談何打扮？后來景況好一些了，媽媽會買幾件好看的衣服。爸爸總會欣賞。有時也會拿媽媽打趣，媽媽的小名叫賽仙。爸爸會笑著說：‘賽過仙女一樣啊！’我們家的‘官方語言’是爸爸的家鄉(xiāng)話——浙江吳興話。爸爸用家鄉(xiāng)話說玩笑，媽媽會不好意思起來。

“媽媽擅長炒菜，爸爸非常喜歡。要是別人夸獎媽媽菜做得好，爸爸也會開玩笑說：‘是在我不斷批評下進步的。’其實，我們從來沒有聽見爸爸批評媽媽的菜做得有什么缺點。

“在媽媽的世界里，爸爸是棟梁，我們的家是她溫暖的窩。她心甘樂意為爸爸和女兒們做后盾。從早到晚忙不完的家務，是她的責任和樂趣。她為自己的角色自豪，對這個家心滿意足。”

趙燕曾回憶說：“爸爸對女兒的愛，是他的又一美德，是媽媽心中一首永遠唱不完的歌。不知多少次，她告訴幼小的我：‘你爸爸抱著你，一邊走，一邊搖，嘴里哼著：哦囡囡，蛋蛋殼……小小的女兒，嬌嫩有如薄薄的蛋殼，不能碰喲……

有一次，我寫信告訴你爸，你生病了。他急得連夜從南京趕到衢州，一進門就問，囡囡呢？眼淚都掉下來了。’

“我出生才五個月就隨父母離開北京去南京，爸爸在那里做出國準備。一歲后媽媽帶我回了外婆家浙江衢州。很快爸爸就去德國留學了，直到我四歲才回來。在那以前，從媽媽反復講的故事中，我知道了爸爸是多么慈愛。

“妹妹出生了，那是我們家最窮困的時候，因日本飛機轟炸，我們住在鄉(xiāng)下，媽媽住不起醫(yī)院，也無法前往醫(yī)院分娩。做過護士的余伯母（余瑞瑛教授的夫人）替媽媽在家接生。妹妹生下后，伯母對爸爸苦笑著說：‘趙先生，又是一個女兒。’爸爸笑了：‘我就喜歡女兒！’這可不是空話。妹妹理曾小名莉莉，就是爸爸的小寶貝，也是全家的寵兒。剛會說話的她就對媽媽說：‘姆媽，你喜歡我。’媽媽說：‘為什么？’她說：‘我小！’莉莉小時愛哭，哭起來沒完沒了。爸爸從來不會煩，他總是拿她開玩笑說：‘麥笛笛又叫了。’到了南京，每天早上，莉莉都要賴在爸爸被窩里，不講一段故事就不肯起床。爸爸說她是‘小霸王周通’。

“從小就聽爸爸說，女孩和男孩一樣有才能。他還說：‘喜歡女兒是我們家的傳統(tǒng)。’我們的大姑媽，爸爸的大姐極為聰明。大伯是長子長孫，家里請了家庭教師來教他。他還沒學會，站在一邊的大姑姑早就會了。所以她深得爺爺奶奶的喜愛。在叔伯兄弟姐妹中，大姑姑有很高的威信，非常受尊重，可惜在那個年代，她只讀完師范，沒讀大學，因為家里不放心女孩遠行。”

趙理曾說：“人常說嚴父慈母。我們的慈父卻又是良師益友。上中學時，父親常給我講一些科學家的故事。印象最深的是他1958年訪蘇歸來后，對我講的一位蘇聯(lián)女科學家的事跡：她原來是一位紅軍女戰(zhàn)士，40歲才上大學，她在人工合成蛋白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貢獻。父親勉勵我向她學習。現在回想起來，父親講這個故事時已有50多歲了，正是他開始投身我國衛(wèi)星事業(yè)的時候。這位蘇聯(lián)女科學家的經歷同樣也在激勵著他自己。1961年我20歲生日時，姐姐填了一首‘滿江紅’詞，父親當即將它書寫下來，作為生日禮物送給我。那時正值困難時期，沒有鮮花和蛋糕，但這是我記憶最深的生日，我得到了最好的生日禮物，多年來這幅墨寶一直珍藏我身邊。

“父親生活簡樸，三年困難時期得了浮腫病，但他從未抱怨過什么，還常對我講起我出生時在昆明的艱苦生活，說比起那時要好多了。我在科大地球物理系學習期間，他常跟我說：‘你沒有什么特殊的，一定要和同學搞好團結，只許比別的同學做得好。’記得在一個星期六的下午，父親到系里做報告，會后系里老師叫我搭父親的車一起回家，父親堅決不同意。那天我還是和往常一樣，自己乘公共汽車回家。在家中，父親很民主，從不擺一家之長的威風。我們每人都可以批評他。當他認為批評得正確時，總是愉快地接受并改正。一次他回家說，他的一個學生做錯了事還堅持，他發(fā)了脾氣。當時我們都批評他，不應該發(fā)火，應以理服人。父親接受了我們的意見，第二天向那位學生道了歉。

“我高中三年級時，父親經常和我談起我將選擇什么專業(yè)。他說過無線電是非常重要的，科學的發(fā)展離不開新技術。也常和我談起生物物理，生物化學的重要性：‘20年后，生物物理、生物化學將是最有前途、最前沿的學科。’當時愿意報考生物的同學不多，如今很多優(yōu)秀的學生都立志從事生物科學的研究，生物科學的迅速發(fā)展驗證了他的預言。最后父親動員我考地球物理。父親常說：‘今后科學的新的生長點將是那些邊緣學科（即交叉學科），像地球物理、生物物理、生物化學、物理化學等。’他說：‘現在地球物理研究需要大量人才，可很多年輕人不了解它的重要性。如果我連自己的女兒都不能說服來報考地球物理，又怎么去動員別的年輕人來報考呢？’那時，父親連續(xù)幾年，不顧工作的繁忙，親自為中學生做科普報告，講解地球物理研究的內容及其重要性。記得他給我講天氣預報對經濟建設及國防的重要性時，講到了1954年長江發(fā)大水，是否要在荊江分洪，就要求氣象專家做出準確判斷。如果判斷錯誤，將給國家和當地人民帶來巨大的損失。父親說那次他們所的專家做出了正確的判斷。我就是在父親的鼓勵下，報考中國科技大學地球物理系的。

“當我的專業(yè)確定為空間物理時，父親非常高興。他說以后我們將一起為空間科學研究貢獻力量。他常和我講起發(fā)展我國自己的衛(wèi)星事業(yè)的重要性。記得他說：‘雖然蘇聯(lián)、美國都已發(fā)射了多個衛(wèi)星，但不是中國的。重要的探測資料和數據一定是保密的，這些資料對于空間科學的研究不可缺少。因此我們一定要有自己的衛(wèi)星，自己的探測手段和資料。’父親還說：‘廣大的宇宙就是空間科學的大實驗室，我們空間科學的實驗就是在這里進行的。要理論與實驗相結合，就必須進行衛(wèi)星探測。外國人絕不會把重要的資料公開，中國一定要有自己的衛(wèi)星，才能真正進入空間科學的最前沿。’‘空間科學要依賴空間技術的發(fā)展，反過來，空間科學的發(fā)展又會推動空間技術的發(fā)展。’

“1964年父親參加了最高國務會議并發(fā)言，父親沒有告訴我具體內容，但告訴我當他聽到劉少奇主席說‘現在請趙九章同志發(fā)言’時，他的心情非常激動，他在會上說：‘在研究所里，我屬于年長的一輩，但是在這里卻是年輕的，我一定要把這里的這種青年人的朝氣帶回研究所去，帶領全所同志共同奮斗。’父親是這么說，也是這么干的。他不顧常發(fā)生心絞痛，每天工作到深夜。”

趙九章姑媽的長子萬定國，比趙九章小10歲。趙九章稱他為毛弟，兄弟倆自小感情甚篤。1929年萬家家道中落，經濟困難。姑父萬秋田到開封，通過趙九章的三叔趙國彥介紹在河南大學教政治思想史，經濟收入很少。1931年毛弟隨外祖母，也就是趙九章的祖母去開封，念初中二年級，住在趙家老宅。毛弟學習成績很差，趙九章做了兩套西服，到開封來看望祖母和三叔趙國彥。毛弟見到趙九章，就像見到自己的親哥哥一樣，流著淚說了自己的學習不好的情況。他常跟一位表兄一天到晚玩，根本不念書。剛去河南語言也不通，眼睛又近視，黑板上的字根本看不清，稀里糊涂混了兩年，現在才感到不對了。趙九章學習好，字又寫得好。毛弟自小以趙九章為榜樣，現在卻這樣子，他覺得又慚愧又懊悔。趙九章對毛弟說：“學習不好完全由你自己負責。開封不能再待下去了，應盡快回到湖州，最好的辦法是停學一年，把初中的功課從頭到尾重學一遍。清華物理系已聘我為助教，我就帶你到北京，我來指導你念書。”

現在定居加拿大溫哥華的萬定國老先生回憶說：“1933年秋，趙九章去南方結婚以后，就去清華大學當助教。吳岫霞在老家衢州探視以后，1934年1月來到湖州，我跟隨霞姐由湖州坐船再轉火車到南京。重陽哥在成府租了一處平房，院子里有很多棗樹，我們叫它棗樹園。房子已很破舊，請裱糊匠糊上了銀灰色花紋的紙。三間房哥嫂住里屋，我住外屋。重陽哥教我數學，他說：‘英文請我的同學傅承義教你，他英文比我好。’從此我開始勤學苦練。記得當時在屋外背英語單詞，天氣很冷，棗樹上掛了個寒暑表，指示是零下25℃。現在絕對沒有這么冷。就這樣苦讀。到天熱時候，嫂子生產了，飯后到醫(yī)院嬰兒室外隔著玻璃看嬰兒。要給小毛頭起名，怎么起？我說就叫囡囡吧，所以說小名是我起的。他說因為生在北京，就叫燕曾吧。

“五個月念完了幾何、代數、英文。六個月后，我不僅把初中課程全部學好了，而且我的英語已經能寫短文了，傅承義先生叫我一星期去三次，每次寫一篇東西。后來慢慢寫好了，傅先生問我是不是趙九章幫忙，我說不是，是我自己寫的。我考取南開中學高中后，寫信給父母，他倆很高興，說沒有九章就不知你今天會是怎么樣了。進南開中學之前，九章給我配了眼鏡，是一副金邊的‘小眼鏡’。進南開中學后，因為我個子不高，同學給我取了個外號叫我‘小眼鏡’。我不但數學、英文都能跟上，而且英文與國文講演都獲了獎。九章留學德國后，每月寄一英鎊給我上學，那時一英鎊合十幾塊錢，全都是九章在柏林省下來的錢。學生運動中我很激奮，當了學生會主席，被學校開除了，1936年秋回到了湖州家中。

“我和九章再次見面是1942年在重慶交大上四年級。1945年我結婚時，九章是我的主婚人，九章還寫了一幅中楷，裱好后送給我作為賀禮，說是‘秀才人情一張紙’，這卷字現在還保存在家中。”

趙九章的侄女趙希曾回憶：“我爸趙龍章比趙九章大一歲，倆人是同一祖父的堂兄弟，我應稱他為四叔，可是按家里習慣叫他‘四爸’。我在曾字輩中是老大，我比趙燕曾歲數大。我出生那年是我曾祖母70大壽，因而給我起名為希曾。我爸大學畢業(yè)后曾在南京工作，抗日戰(zhàn)爭期間搬遷到重慶，因此我家與四爸來往較多。在重慶時四爸有時來看我們，晚上睡覺就打地鋪，我和妹妹睡的床要讓他睡，他就是不肯。在南京時我已上南京二女中，燕曾在中大附中。寒暑假我去四爸家，四爸總是鼓勵我好好學習，還帶我去參觀紫金山天文臺，給我講科學知識。他經常給我們講詩詞，讓我們練習寫字。四爸從國外帶回一部英文打字機，就教我和燕曾打字。四嬸也很疼愛我，給燕曾買布做衣服也同樣給我一份。

“解放后我爸調到北京，在水利科學院工作，住在西單，四爸有時來我家，見面總問我學習情況。他還說過他的一位司機有空抓緊學文化的事情，說你們的條件比司機好多了，學不好不應該。

“四爸四嬸生活都很簡樸節(jié)約。四嬸對我說過一件事，有一次她隨四爸去參加招待蘇聯(lián)專家的宴會，天冷吃火鍋，四嬸滿頭大汗就是不敢脫大衣，因為里面穿的棉襖袖子已破了，舍不得買新衣服，有些舊衣服舊鞋子就讓我和燕曾接著穿，那時我穿舊的也很高興。我一直牢記四爸的教誨，努力學習，認真工作，終于成了一名高級工程技術人員。”

這就是趙九章的為人，他不忘親情、友情、愛情。九章是一個具有人情趣味的真君子。

詩情畫意

趙燕曾道：“爸爸自幼酷愛中國古典文學，特別是詩詞歌賦。他是一個心靈敏銳的人，但又愛科學，傾心于物中之理。因此他能深刻領悟詩中之情、詩中之畫和詩中哲理。詩文又最能抒發(fā)他的欣喜、憂傷、憎愛、眷戀、懷古之思、憂國憂民之情。詩歌構成了他人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爸爸很早就教我讀詩了。開始是斷斷續(xù)續(xù)，后因我無學可上，就系統(tǒng)地教我唐詩三百首。那時我六歲，對詩的領悟，不僅來自講解，更來自他聲情并茂的誦讀，他的誦讀使我產生豐富的聯(lián)想和感情的共鳴。

“爸爸在誦讀詩文的時候，感慨贊嘆之情，溢于言表。他常常誦讀幾首南宋的詞，只要他說上句，我就可以應聲說出下句，爸爸很高興。

“直到最近，我去搜尋爸爸導讀的三首宋詞，才知道‘宮車曉碾關山月’的作者是王夫人（王清惠）。她從岳陽被擄到杭州，在敵將威逼之下，在墻上寫下這首詞后，投水自盡。這幾首南宋末年的詞，充滿亡國之痛、離散之恨，有血有淚，如泣如訴。現在我才理解，爸爸當初為什么反復誦讀這些宋詞。那時，國難當頭，日本帝國主義者侵占了中國半壁江山，烽煙遍地，生靈涂炭。爸爸面對‘國破山河在’的現狀，滿腔悲憤。

“每逢看到熟悉的詩詞時，心里響起爸爸的浙江吳興話。爸爸教我唐詩宋詞和古文時，用的都是浙江話。我覺得用浙江話讀詩詞，有特別的音韻感，尤其是用入聲押韻的詩詞，每句最后的一個字是短促的入聲，迸然而出，戛然而止，無論是喜怒哀樂，都格外傳情。爸爸自吟詩時，還有譜子，像是唱一首節(jié)拍自由的歌，尤其適合于七言絕句。1957年‘國際地球物理年’時他率代表團去日本開會。日本主席請各國代表團團長唱歌，爸爸就用他的調子唱了張繼的《楓橋夜泊》。

這首詩在日本幾乎家喻戶曉，日本人當然很懂他唱什么。但蘇聯(lián)人不懂，他們說：‘啊，你唱歌唱得很好哇！’

“我現在追想，爸爸唱這首詩還有另一層意思。他曾說，日本人占領蘇州之后，掠去了寒山寺的鐘，在東京電臺上播放的鐘聲，以炫耀他們的‘勝利’。爸爸1946年從美國回來途中在日本逗留，去過京都。他說，那里的建筑風格完全仿照唐代都城長安，他對日本的心情真是復雜。

“爸爸極愛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這首詩以‘春江潮水連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隨波千萬里，何處春江無月明’這樣恢弘壯麗的畫面開始，從春江上的皎皎明月、春江環(huán)繞的芳甸，寫到月下如霰的花林。然后詩人似乎超越了時空，體會到了宇宙之情，思想世界的起源。他向蒼天問道：‘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照何人，但見長江送流水。’”

趙理曾回憶：“爸爸一生喜歡文學，在他的床頭，經常放著唐詩、宋詞。每當看到好的詩句時，他常會興奮地叫我們一起來欣賞。父親寫得一手好字，是趙體。‘九·一八事變’后，國難當頭，面對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父親在1935年影集的封里上，寫下了南唐后主李煜的名句‘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而在影集的最后，父親寫下了著名抗金名將岳飛的詞《滿江紅》，以表達他的滿腔悲憤之情。我國著名書法家趙樸初先生一直悉心保存著父親所寫的條幅。一派大氣，執(zhí)中工整，寫的是元代書畫家趙孟頫的字體，端莊秀麗，圓轉流暢，均衡整齊，表現出溫潤風雅的氣度。受家鄉(xiāng)文化遺產的影響，父親偏愛趙體。每次去西安都要抽空去碑林參觀，面對眾多書法、詩詞都絕妙的碑刻，他非常興奮，邊看邊吟誦，贊不絕口，還饒有興味地向陪同人員介紹。在趙孟頫書《游天冠山詩》刻石前，他仔細介紹趙體的特點，還說趙孟頫書法許多方面是學習‘二王’，即東晉王羲之和王獻之父子的書法。”趙九章也收集了一些碑林碑刻拓片和書法精品，工作之余欣賞臨摹，為一大樂趣。

趙理曾說：“父親是個非常熱愛生活的人。他在家里種花，蘭花和曇花都種得不錯。家中常會聞到蘭花的幽香。他種的曇花一年一次開了17朵。爸爸高興極了，請來住在隔壁的錢三強與何澤慧夫婦同來欣賞難得的曇花一現。海棠是隔壁的著名化學家劉大綱先生送的一枝而培育起來的，葉子特別綠，油亮油亮的，爸爸媽媽都很喜歡。每當客人來時，爸爸都要將它展示給客人看。爸爸也很喜歡云南山茶花，有一種特別的感情。家中的茶花曾有大紅色、粉色和白色的。我們家還有一只小黃鶯，是1953年動物所副所長朱宏復先生送給我們的。每天早晨小黃鶯都要唱上好一陣子，它的歌喉非常好聽。父親工作繁忙，養(yǎng)花、伺候小鳥就成了媽媽的日常工作。媽媽有時會開玩笑地叫它們‘花老爺’、‘鳥老爺’。

“父親熱愛大自然。當有空時，就會帶我們去頤和園。他喜歡頤和園的西堤，會讓他想起杭州的西湖。他喜歡將景色拍下來。在他照的相片中，人只是景色的陪襯，有的只是風景，有人也只是人的背影。父親很喜歡的一張照片，就是我蹲在頤和園后湖邊的一個背影：晨曦穿過樹葉照到湖面上，照在我身上，一切是那么寧靜、和諧。年輕時，他常在照片旁邊題字，在與同班好友王竹溪、傅承義在清華大學的合影上，他寫道：‘勿忘清華。’在一張夕陽的照片旁，爸爸寫下了唐代詩人李商隱的詩句：‘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在一張古羅馬廢墟的照片旁，寫的是：‘閣中弟子今何在。’在德國飛艇‘興登堡’的照片旁，寫的是：‘扶搖上青云……’我很喜歡看他的這些早年的風景照片及題詞。當我贊嘆時，爸爸會得意地說：‘啪啦嗒（照相聲），我一不小心就會拍下一張好照片。’

“父親離我們而去已36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卻永遠活在我們心里。”

一代師表

趙九章的一生，乃學高為師，身正為范。若以吳階平、錢偉長、朱光亞、楊福家領導的《趙九章》編寫組撰文概括，那便是：“重才善教，誨人不倦。是科學家，又是教育家。教書育人，循循善誘。他重視研究生教育。有教無類，不拘一格培養(yǎng)和選拔人才。”

他栽植的桃李遍山遍野，四海成蔭。

趙九章的一生非常重視教育。1938年，自德國回來的他繼承了名師們的好傳統(tǒng)，在清華大學和西南聯(lián)大任教時，他熱愛教學，善于教學。他知識淵博，思維清晰，深入淺出，深受學生們的歡迎。直到他調氣象研究所任職，仍兼中央大學教授，講授“動力氣象學”。他一生學生眾多，且大多成了學者、專家，真可謂是桃李遍天下。

1950年后，工作任務非常繁重，親自給學生講課少了，但他仍然牽掛著教育的發(fā)展。尤其是作為地球物理所的所長，他時刻想著培養(yǎng)高水平的地球物理學方向的人才。1953年，他請傅承義去北京地質學院籌建地球物理探礦教研室，傅承義、秦馨菱不僅給學生上課，還要負責培訓教師。

1956年，趙九章建議在北京大學物理系建立地球物理專門化，由傅承義兼任教研室主任，由北大王子昌任副主任。他們還幫助北大建立地球物理實驗室，開設地球物理學、地震學、重力和物理探礦等課程，由傅承義、曾融生等八名專家講課。1958年，該專門化畢業(yè)生徐榮欄等六人分配到地球物理所工作。到1956年，北大這個專業(yè)累計有137名學生畢業(yè)。1958年，中科院計劃利用自身優(yōu)勢，創(chuàng)辦一所培養(yǎng)新興學科和交叉學科科技人才的新型大學。

中國科學院申請試辦的這所新型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于1958年6月得到黨中央的批準，隨后成立了由郭沫若為主任的科大籌備委員會，共設12個系。趙九章建議設立第十三系——地球物理系，這一建議得到中科院領導的批準，趙九章被任命為系主任。根據他的建議，該系設四個教研室，高空大氣物理教研室主任由他兼任，氣象教研室主任顧震潮，地震教研室主任傅承義，遙測遙控教研室主任秦馨菱。所內不少科技骨干先后去講課并幫助建立實驗室。

1959年至1961年期間，因受“反右傾”運動的影響，科大對一些基礎課進行了教改，致使一些課不能達到原有的深度。趙九章了解這一情況后，下決心進行“返工”。1962年，他讓59級學生和低一屆物理系學生一起上課，重聽嚴濟慈講授的“電動力學”；請數學教研室為第十三系重開“數學物理方程”課程。這些安排為日后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很好的基礎。

趙九章親自組織編寫《高空大氣物理學》講義，親自講課。講義于1961年12月第一次出版，1962年重新修改再版。后來正式編成《高空大氣物理學》， 1965年5月出版上冊。

1962年2月，趙九章參加廣州會議，只能將原來準備親自講授的有關磁暴理論和空間等離子體的基礎理論課交給徐榮欄。徐榮欄怕教書誤了科研，不太愿意去，趙九章很形象地對徐榮欄說：“研究所人的知識往往像雞爪子，如果你在幾個領域有很深的知識，但領域之間又很難連貫起來。通過講課可以使你的領域連貫起來，使雞爪子變成鴨掌子。”接著又說，“我的學問也是抗戰(zhàn)時期在西南聯(lián)大教書期間得到系統(tǒng)化的。”徐榮欄完成了教學任務后，才深深體會到趙九章這段話的含義。

快人快語、直言不諱的徐榮欄是一名出生于印尼，學成后歸來報效祖國的科學家。為了接待我的采訪，他把一位美國朋友扔在辦公室里，來講這位老上級、老師的故事，他的故事涉及許多外國名家，也牽涉到國內的要人。他繪聲繪色、竹筒倒豆般的講述風格令人迷醉，他說：“有趙九章這樣的老師教你，你會終生受益……”

1960年10月《光明日報》曾在頭版頭條介紹趙九章、葉篤正兩位導師培養(yǎng)研究生的經驗。1960年底，趙九章向周總理寫信，建議恢復招收研究生的工作。

解放后趙九章招收的第一位研究生劉振興回憶：

“趙先生對研究生培養(yǎng)很重視理論與實踐相結合。1958年，我正在研究近地層大氣湍流。當時中科院組織了一個西北固沙隊，趙先生對我說：‘你現在正在研究近地層大氣湍流，應該參加中科院固沙隊，去實地了解沙的運動情況。’我參加了固沙隊，被分配到氣象組。

我們先是進行艱苦的路線考察，被分到中科院寧夏中衛(wèi)沙坡頭固沙站。這站已積累了幾年的風沙觀測資料。

我用資料分析和理論相結合的方法，研究了沙的傳輸過程和不同風力方向的情況下沙丘的運動規(guī)律，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內，初步寫出了兩篇論文。論題是：我國西北風沙問題的研究（Ⅰ）沙的傳輸過程；（Ⅱ）不同風力作用下沙丘移動的規(guī)律性。

回所后，我將這兩篇論文交給趙先生審閱，他看過后說不錯，有觀測數據又有理論依據。由趙先生推薦，論文在當時的《科學記錄》上發(fā)表，對當時的固沙工作有一定的幫助。我深刻地認識了在科研工作中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重要性。

“趙先生在研究生培養(yǎng)中很重視學術交流，不單是強調研究生和導師之間進行討論，也強調研究生與周圍的同事進行討論。趙先生說，通過討論，各抒己見，相互啟發(fā)，開闊思路。不要想提出的意見是否對。對和錯是相對的，有了錯的想法，可能會引出對的想法。

“在趙先生的指導下，在科學思想、研究方法、三嚴學風和科學道德方面，奠定了我一生科學研究的基礎。我也以趙先生的辦法來指導我的研究生。力爭培養(yǎng)出高水平的科學人才，努力學習趙先生高瞻遠矚，不斷學習新知識、開拓新學科的精神。

“37年來我盡力做好科研工作。在趙先生奠基的磁層物理和太陽風領域做了一些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一些創(chuàng)新性的成果，主要是：地球輻射帶理論、太陽風湍流結構、木星磁層盤模式、極光區(qū)粒子加速、磁層亞暴過程，并提出了渦旋誘發(fā)重聯(lián)理論等，于1995年當選為中科院院士。”

趙九章的另一位研究生都亨繪聲繪色地回憶說：“1960年，我從北京大學地震專業(yè)畢業(yè)，留校做高層大氣專業(yè)的研究生。趙九章做我的導師。

“當時我的關系還留在北大，不必到所里上班，趙先生規(guī)定我每星期到他的辦公室或者家里匯報一次學習心得。第一次的匯報很簡短，趙先生指定了幾本書叫我讀。盡管他工作十分繁忙，但每周一次的匯報計劃從沒中斷過。

“開始時我真不習慣這樣的方式，最初幾次因學習進展不大而匯報內容不多，心里很著急，成天泡在系圖書館的書庫里，像無頭蒼蠅一樣翻閱各種雜志，每次匯報也是雜亂無章。趙先生總是耐心聽完我東拉西扯的敘述，然后很快幫我理出頭緒。幾次反復以后，我摸索出一些查閱資料、追蹤課題、歸納整理的方法，對當時空間物理的幾個主要問題有了一個輪廓的了解。對于我的論文，無論是學年論文，還是研究生的畢業(yè)論文，一開始趙先生也沒有指定題目，而是根據我匯報中提出的問題，引導我逐步深入，使研究的問題逐步明朗，水到渠成地自然形成論文的題目和內容。在以后我指導年輕人時，才逐漸體會到趙先生的良苦用心：先把羊放到草原上，讓它自由覓食，經歷鍛煉，然后才教之以擇食生存之道，賦予其獨立生活的能力。感激慶幸之余，我戲稱之為‘放羊’式教學法。

“趙先生十分重視將新的技術引入研究工作，我論文的核心是用數值方法來對一組常微分方程進行積分。我利用計算尺、手搖計算機等簡單計算工具做了初步計算，結果顯示有望得出符合預期的結果。盡管當時電子計算機已經問世，一臺計算機占了幾個大屋子，但我視之如畏途，既沒有想，也不敢想利用這樣先進的設備來計算，于是做好了埋頭苦干的打算，趙先生聽完匯報以后，堅決要求我利用計算機計算，鼓勵我學習先進技術，用當時計算所剛剛建立的103機進行計算，并親自向計算所申請用機時間。為保證一次計算成功，趙先生介紹了所里專門做天氣數值預報的計算機專業(yè)人員幫我，幸運的是一次計算成功了！

“老師的督促加快了我學習的進程，我的論文很快轉入撰寫階段。我就事論事地總結了計算結果，完成了第一稿，自我感覺還好，立馬送給老師審閱。幾天以后，稿子退回來了，老師雖然沒有提出任何批語和申斥，但見滿紙是密密麻麻娟秀筆跡的批改，我內心十分慚愧。細讀過后，我發(fā)現重新組織后的稿子篇幅縮短了，條理清楚了，立論、推理層次清晰了，連虛詞、標點都一一做了改正。老師又一次無聲地給我樹立了榜樣。”

真是學高為師，身正為范！

縹緲的空間

詩人郭沫若面對著無際的天空，寫出了他詩心想象的景觀：

……我想那縹緲的空中，

定然有美麗的街市。

街市上陳列的物品，

定然是世上沒有的珍奇。

正像造一艘巨艦，先要了解波浪滔天的大海一樣，造一顆升天的火箭、衛(wèi)星，先要了解重重九天。趙九章對于空間物理的探索，為中國衛(wèi)星上天鋪就了天梯……

1957年，是人類歷史上光輝的一年，這一年的10月4日，蘇聯(lián)第一顆人造地球衛(wèi)星騰空而起，沖破了大氣層的遮攔，進入了浩瀚的空間，開創(chuàng)了嶄新的“空間時代”。全世界為之震驚，為之興奮。但是，“空間時代”對人類意味著什么，究竟會給人類生活帶來什么樣的變化，在當時人們對此并不十分清楚，只有少數科學家和戰(zhàn)略家意識到它的深遠意義。

趙九章以其淵博的知識和敏銳的洞察力，意識到衛(wèi)星上天將對宇宙空間研究、氣象學、經濟和國防建設以及人們生活方式都會有重大影響。他思考的科學領域有三方面：一是如何實現衛(wèi)星上天，也就是衛(wèi)星技術本身，也可稱之為“空間技術”；二是衛(wèi)星上天后對宇宙空間研究的影響，也就是“空間科學”；三是在上述兩方面的基礎上發(fā)展“空間應用”。趙九章思考的三大領域，也是他要部署的三步棋。“空間技術”是空間時代的基礎，有了它人類才敲開了空間的大門。趙九章在抓第一步棋的同時關注第二步棋“空間科學”和第三步棋“空間應用”。

趙九章從最初的幾顆人造地球衛(wèi)星所取得的探測成果和新的發(fā)現，立即意識到“地球物理”將面臨向“空間”擴展的極好機遇。一門全新的、具有極強生命力的“空間物理學”將應運而生。于是他親自主持研究集體，開展空間物理學研究，開辟了認識世界的新戰(zhàn)場。趙九章積極支持利用我國研制的探空火箭進行“小狗上天”實驗，這成為后來空間科學的又一個重要方面，為空間技術的發(fā)展掃清了道路。

趙九章當年的真知灼見，在經歷了將近半個世紀的風風雨雨以后，200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科學工業(yè)技術委員會發(fā)表的我國第一份關于航天的白皮書中說：“國家通過宏觀調控引導中國航天活動的發(fā)展方向，統(tǒng)籌規(guī)劃空間技術、空間應用和空間科學的發(fā)展。”

這正是趙九章當年空間戰(zhàn)略的遠見。

趙九章在空間時代開始之際，考慮到磁暴是空間電磁現象的一個綜合過程，1959年底便在地磁研究室磁暴預報組的基礎上，成立了磁暴組。他還吸收著名科學家阿爾文教授利用地面實驗室開展空間等離子體模擬實驗的經驗，建立空間等離子體模擬實驗室，開展空間等離子體研究。

趙九章根據空間物理本身的特點，提出理論研究、地面觀測、空間探測和模擬實驗“四條腿”的研究方法。

趙九章說：“利用傳統(tǒng)的研究方法研究空間物理這門邊緣科學，只能得到一般的結果；要得到新結果，必須將其他學科的成果‘移植’到空間物理研究中來。”

趙九章總結了當時國際空間探測歷史中的經驗與教訓，認為：雖然蘇聯(lián)在60年代初期，探測技術領先于美國，但由于蘇聯(lián)沒有很好地將其探測結果與科學研究聯(lián)系起來，缺少對科學問題本身的研究，因此形成了蘇聯(lián)首先探測到現象，而由美國做出科學解釋的局面。因此趙九章明確指出：空間探測必須與科學問題聯(lián)系起來，必須有一個明確的科學問題。磁暴組不僅要出文章，更重要的是要承擔今后為中國科學衛(wèi)星提出科學問題的重擔。

1960年，趙九章一直關注的氣輝觀測，由胡仁超、乜蘭臻等利用蘇聯(lián)專家?guī)淼哪z片拍攝到幾十條新的閃電光譜線，趙九章親自審核，并請北京天文臺長程茂蘭再次審定。在趙九章指導下胡、乜二人寫出論文發(fā)表，國際同行公認中國發(fā)現了新的閃電光譜線。

1963年6月，趙九章參加國際空間研究委員會第四次學術會議，他把具有學術價值的論文《有關磁擾期間帶電粒子在偶極磁場捕獲區(qū)的運動及其模擬實驗結果》和參加會議的代表進行交流。當時美國氣象局國家氣象衛(wèi)星中心Singer教授對這個結果很感興趣。Singer前兩年做過有關“地球輻射帶的特性和起源”的研究報告，他也認為這一工作很有意義。

1965年，我國的衛(wèi)星事業(yè)正式立項了。趙九章非常重視衛(wèi)星進入空間以后能否經受住惡劣環(huán)境的考驗，他主動挑起這副擔子，將此作為空間物理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

當時認為威脅衛(wèi)星安全的主要是輻射帶中的高能帶電粒子，為了知道衛(wèi)星是否能經受住輻射帶高能帶電粒子的轟擊，必須進行衛(wèi)星空間輻射環(huán)境模擬試驗。1967年6月，所里成立了“東方紅1號”衛(wèi)星輻射環(huán)模組。還派人到上海原子核所，利用加速器進行了“東方紅1號”的輻射環(huán)境模擬試驗。經過多次不同粒子通量和能量對不同元器件和材料的輻射試驗，為“東方紅1號”衛(wèi)星的設計和研制提供了輻射環(huán)境依據。

原子彈爆炸曾加速了日本軍國主義的滅亡，因此原子彈是戰(zhàn)后美蘇爭霸的重要領域。原子彈和導彈結合，威力更加強大。20世紀50年代末美蘇又競相進行了高空核試驗，產生了出人意料的效果。趙九章立刻敏銳地感到，空間環(huán)境對核試驗的威力和傳播都會產生重要的影響，空間物理將大有作為。

為了解高空核爆炸的電磁脈沖殺傷范圍有多大，趙九章指示學生調來上海佘山地磁臺的記錄和收集國外文獻上發(fā)表的結果，他從距離爆炸點數千公里之遙的佘山磁照圖上看到有幾厘米大的明顯的脈沖信號，當即決定開展高空核爆炸電磁脈沖產生和傳播機理的研究。

1962年，美國的一次高空核爆炸產生的人工輻射帶強度數十倍于天然輻射帶的強度，使四顆人造衛(wèi)星很快失效，趙九章因此要求他的學生充分應用單一帶電粒子在磁場中運動的理論積累，研究人工輻射帶的形成過程、強度的空間分布和消失過程。這些至今仍是美國計算機仿真的研究課題。

趙九章是在“兩彈一星”——原子彈、導彈、衛(wèi)星三個方面都積極主動地承擔了空間物理方面的大量工作，做出了重要貢獻。在導彈現象學、高空核試驗等任務中，都取得重要研究成果。

核武器專家李真富說，趙九章的研究成果對中國的核試驗做出了貢獻：

第一是氣象預報。每次大氣層試驗時，周總理總要問爆炸后煙云的沉降經不經過日本上空，到時會不會有雨，在每一次核試驗之前，必須有這些數據。當時，我們就去請教趙先生，而趙先生即派顧震潮去試驗基地幫助開展氣象預報工作，為每次任務提供了氣象數據，保證了試驗的安全。這一安全問題不僅涉及場區(qū)內外、國內外安全的問題，還涉及重要的國際關系。

第二是我們已經知道了核爆炸時如果空氣中存在逆溫層就會產生拍震，但對此問題不清楚，又去請教趙先生，他就派孫超到基地研究所一起開展沖擊波研究工作。這不僅是地面上的安全問題，也是后來氫彈試驗中的重要安全問題，如果存在逆溫層且風速不合適，氫彈爆炸有可能造成聚焦沖擊波打掉試驗用的飛機。

這些氣象條件是決定能否進行核試驗的重要前提之一。

第三是地下核試驗產生的地震。由于核武器試驗的需要，提出了地下核爆炸方式，但對這種爆炸方式產生的地震的影響又不了解。為了解決地震問題，趙先生派來了許紹燮幫助工作。在趙先生實踐作風的影響下，許紹燮和我們一起到承德銅礦，炸藥在一個山頭的礦洞里爆炸，我們在另一個山頭觀察和測量，得到了有用的數據，地下核試驗安全研究的基礎工作由此開始。

趙九章在發(fā)展空間技術時提出首先研制氣象火箭，探測高空溫度、壓力、密度、風以及可預測核爆炸碎片，經西風環(huán)流飄移和沉降到東部北京甚至日本的可能情況，分析氣象參數對核爆炸威力的影響，在核試驗場地用氣象火箭進行了探測。

趙九章在考慮空間環(huán)境對衛(wèi)星影響的同時，也考慮到空間環(huán)境對導彈的相互作用。他很早就開始醞釀研究方案，安排部署。遠程導彈射程很遠，其運行軌道的高度可達上千公里，有的可達3000公里，要通過中高層大氣、電離層和磁層底部。這些不同區(qū)域的空間環(huán)境與導彈的相互作用，會發(fā)生不同類型的現象，如光學現象、電磁波現象等，這可用于偵察對方導彈不同運行階段所處的位置，從而可提出反導的方法。趙九章根據自己的專業(yè)領域負責空間環(huán)境及其與導彈相互作用方面的研究任務，屬于“640任務”中的第5項，故稱“6405任務”。

此任務是難度較大的探索性研究，具有保密性。從理論上分析高速運動的導彈和稀薄等離子體的相互作用過程；導彈在稀薄等離子體中高速運動形成的激波和尾跡對電磁波的擾動；導彈飛行時雷達反射截面等問題。由于趙九章從1960年起，就開始帶領理論組的人員鉆研新的等離子體物理學所積累的知識，這項工作很快取得進展。趙九章計劃將模擬太陽風和地球磁層相互作用的真空室和等離子體源等設備加以改造，用來模擬導彈在等離子體中形成的擾動。

趙九章組織高空大氣和光輻射方面的研究人員，經過近一年的調研，由陳耀武執(zhí)筆，吳健征、邰鴻生參與，完成了專題報告《反導彈防御與導彈現象學》。

這幾項研究任務由趙九章親自抓：高速飛行的導彈和等離子體相互作用的理論研究以及導彈進入電離層和電離層等離子體相互作用物理過程的模擬實驗；高速飛行導彈對無線電電波傳播的影響，以及飛行過程中激發(fā)等離體波的理論研究和實驗研究；從光學角度研究導彈飛行軌道在被動段中彈頭產生的物理現象……

這一切真使筆者心頭震顫——導射系統(tǒng)與反導系統(tǒng)你追我趕、相互競爭，仍是軍迷和關心軍事的世人注目的焦點，誰能知在近乎60年前的二十世紀中葉，族人中的精英趙九章早就在作此項的研究？

趙九章除親自主持磁暴組的研究工作外，還關注空間光輻射研究。1960年4月，美國發(fā)射第一顆泰羅斯氣象衛(wèi)星。趙九章意識到，氣象衛(wèi)星在國家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中將會起重要作用，盡管當時我國處于經濟困難時期，他還是立即進行氣象衛(wèi)星預先研究工作，并將此作為該組的主要研究方向。

在我國第一顆人造衛(wèi)星開始進行技術方案論證時，趙九章就組織了對國外氣象衛(wèi)星、偵察衛(wèi)星和預警衛(wèi)星進展情況的調研，為此成立了由光輻射組和情報資料組人員組成的調研機構，調研分析國外氣象衛(wèi)星、偵察衛(wèi)星發(fā)展道路，以及預警衛(wèi)星失敗的原因，完成了“651會議”報告《氣象衛(wèi)星及其探測儀器》和有關國外偵察衛(wèi)星、預警衛(wèi)星、高空核爆監(jiān)測衛(wèi)星的調研報告，提出了我國發(fā)展應用衛(wèi)星所需要開展的預研工作，為我國發(fā)展衛(wèi)星光學觀測工作制訂了一個初步的總體設想。

人星之間

積智傾心為祖國造星的人，升上天堂就變成了星星。

“兩彈一星”總設計師孫家棟曾言明：“關于第一顆人造衛(wèi)星，中國科學院做了大量的、縝密的、經過充分試驗過的科研成果。”他甚至反復強調，“總設計師”（當時）的工作就像他研制導彈時的“總體部”——一項綜合各部成果，協(xié)調各部口徑，統(tǒng)一各部步調，把各種設計概念轉變?yōu)楣こ谈拍畹目傊笓]部！

當應訪的一位沛縣老鄉(xiāng)當著我面問孫家棟“到底誰是制造人造衛(wèi)星的第一功臣”的時候，老成持重的孫家棟回答：“這是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十分幸運的是，我十九年前寫的《孫家棟》還擺在書桌。那一日，當我面對眾星，聽到如雷貫耳的“趙九章是衛(wèi)星之父”的斷語后，便開始一字字研讀我所得的珍貴資料，思考這顆人化星星本質力量的顯現過程。

《趙九章》一書編寫組所寫的這顆明星，是衛(wèi)星開創(chuàng)奠基人，其歷程正是他生命最后十年獻身的偉業(yè)。我國衛(wèi)星上天，有著他卓越的貢獻。祖國人民沒有忘記他，追授他“兩彈一星”功勛獎章，共和國史冊永記他的英名。又將他命名為在天運行的一顆星星……便是佐證！

接受筆者采訪的楊俊文老先生，親手遞給我他公開發(fā)表，并得到各界認可的一篇文章，它便是赫然入目的《趙九章是我國衛(wèi)星之父》

。在文章中，楊俊文認為趙先生對我國衛(wèi)星事業(yè)做出了開創(chuàng)和引領貢獻。

1我國最早研究衛(wèi)星應用的科學家

趙先生是國際地球物理年的中國副主席，也是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長，特別關注1955年美國宣布在國際地球物理年要發(fā)射人造衛(wèi)星的計劃，研究衛(wèi)星對空間科學、氣象等方面的重大作用。當蘇聯(lián)1957年發(fā)射兩顆衛(wèi)星和美國1958年發(fā)射第一顆衛(wèi)星時，趙先生都應邀在報上發(fā)表評論，宣傳發(fā)射衛(wèi)星的重要意義，對比美、蘇衛(wèi)星的差距。在中國科學院1957年10月13日的座談會上，趙先生建議我國開展人造衛(wèi)星研究。

2積極宣傳用衛(wèi)星、火箭探空

蘇、美發(fā)射衛(wèi)星不久，趙先生編著、出版了《人造衛(wèi)星》一書，引用蘇東坡的“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詞句，說明氣象與人類有密切關系，但高空氣象和空間物理環(huán)境如何？它們怎樣影響人類？他提出衛(wèi)星、火箭直接探測空間。蘇美衛(wèi)星剛上天，相繼探測到高能粒子密集區(qū)，發(fā)現了范阿倫輻射帶，對載人飛行有重大影響，事實說明了趙先生提出用衛(wèi)星、火箭探空的遠見卓識。

3負責組建衛(wèi)星探測儀器和空間物理研究院

1958年8月，中國科學院張勁夫副院長召集錢學森、趙九章等科學家擬定我國人造衛(wèi)星發(fā)展規(guī)劃。規(guī)劃要發(fā)射探空火箭、小衛(wèi)星、大型衛(wèi)星。要成立三個研究院，分工是：以錢學森所長領導的力學研究所為主組建衛(wèi)星運載火箭設計院，以趙九章所長領導的地球物理研究所為主組建衛(wèi)星探測儀器、空間物理研究設計院；中國科學院成立581組，設在地球物理研究所內，錢學森任組長，趙九章、衛(wèi)一清任副組長，趙九章主持衛(wèi)星、火箭技術組工作，定期開會進行衛(wèi)星、火箭技術協(xié)調和各單位的分工。

4領導我國火箭探空和衛(wèi)星預研

1958年10月，趙九章、衛(wèi)一清率訪蘇代表團去蘇聯(lián)考察衛(wèi)星、火箭探空情況，回國后總結說：“發(fā)展衛(wèi)星、火箭探空要自力更生，要由小到大、由低到高。”1958年國家曾給中國科學院撥款搞衛(wèi)星工程，但到1959年初，因三年困難時期，國家決定衛(wèi)星工程放緩。中國科學院調整任務搞探空火箭。趙九章、衛(wèi)一清、錢驥商定，地球物理研究所的任務調整為：“以火箭探空練兵，高空物理探測打基礎，不斷探索衛(wèi)星發(fā)展方向，研究地面跟蹤接收設備。”國防部五院院長王錚對趙先生說：“我們當務之急是運載工具，尚無力發(fā)展探空，”所以，火箭探空是中國科學院內幾個所合作完成的。與此同時，趙九章、錢驥領導衛(wèi)星環(huán)境模擬設備研制和衛(wèi)星溫度控制、衛(wèi)星結構、材料、能源、測控定位體制和頻率的選擇、衛(wèi)星軌道計算等預研，研究美、蘇衛(wèi)星技術發(fā)展狀況。

5提出我國發(fā)射氣象衛(wèi)星

從1961年起，中國科學院開始組織星際航行座談會，由裴麗生、錢學森、趙九章先后主持，每次都是專家做報告后再研討，可以說是衛(wèi)星預研方案研討會，錢學森報告《今天蘇聯(lián)及美國星際航行中的火箭動力及其展望》、趙九章報告《地球高層大氣及外空間的幾個問題》，提出用氣象衛(wèi)星、火箭探測空間。趙先生和錢學森、谷羽談到運載火箭能否發(fā)射衛(wèi)星時，他們都說王秉璋部長對發(fā)射衛(wèi)星沒有興趣，因為那純粹是為了科學研究。

6領導計算飛船運行軌道

1963年5月15日，美國要發(fā)射飛越我國領空的載人飛船，作軍事偵察，錢學森先生于1963年5月10日到趙先生家，希望幫助計算飛船經過我國上空的時間和地點，趙先生馬上安排衛(wèi)星預研總體組人員做計算，并親自審核幾天的計算結果，及時提供了軌道預告。

7確認發(fā)射衛(wèi)星可幫助遠程導彈發(fā)展

1964年10月18日，國防科委邀請趙九章、方俊、錢驥等五人到酒泉發(fā)射場參觀試驗，運載火箭已發(fā)展到相當高的水平，與科研人員多次座談，大家同意下列觀點：

（1）發(fā)射人造衛(wèi)星是解決我國遠程導彈全程打靶的一個關鍵性措施，發(fā)射衛(wèi)星和發(fā)展武器是相輔相成的，衛(wèi)星的及時發(fā)射，可幫助遠程武器的發(fā)展。

（2）衛(wèi)星本身也是為國防服務的，如偵察衛(wèi)星、測地衛(wèi)星、通信衛(wèi)星、氣象衛(wèi)星、預警衛(wèi)星等，美國已發(fā)射幾百顆衛(wèi)星，幾乎都與國防有關。

（3）發(fā)射衛(wèi)星可帶動無線電、自動控制工業(yè)，特別是高精密遠程雷達和高速計算機的發(fā)展。

（4）發(fā)射衛(wèi)星可帶動我國材料科學發(fā)展。

趙先生邀請錢學森先生談觀點，表示我國再經過4～5年時間可完成衛(wèi)星研制，想請他勸說領導人下決心，盡早把衛(wèi)星研制由國家立項，錢先生仍認為衛(wèi)星是作科學研究，恐怕七機部顧不上，他建議趙先生要多做宣傳。

8建議周總理批準我國衛(wèi)星發(fā)射計劃

經過再三思考，趙先生認為發(fā)射衛(wèi)星工作不能再推遲了，在1964年全國人大會議期間，他把一份建議報告直接送給周恩來總理，陳述意見，請求總理批準發(fā)射衛(wèi)星計劃。1965年1月，錢學森向聶榮臻副總理也寫了報告，提出了同樣的問題。1965年4月10日，國防科委開會討論向中央專委寫報告，在會議上，趙九章提出了衛(wèi)星方案設想，他估計最遲在1970年發(fā)射我國第一顆衛(wèi)星是可能的。張勁夫認為只要中央專委批準衛(wèi)星計劃，中國科學院有基礎、有信心承擔研制任務。4月29日，國防科委提出在1970～1971年發(fā)射我國第一顆衛(wèi)星，明確中國科學院負責研制衛(wèi)星本體等分工事項。5月，中央專委會批準了該報告，在趙九章、錢驥領導衛(wèi)星預研七年的基礎上，提出了“東方紅1號”衛(wèi)星的初步方案，7月1日，中國科學院上報了《關于發(fā)展我國人造衛(wèi)星工作的規(guī)劃方案建議》，提到要建衛(wèi)星設計院。1965年8月中旬，中央專委原則上批準了報告。

9領導我國第一顆衛(wèi)星研制

中央專委批準兩份報告后，給衛(wèi)星任務代號定為“651”。趙九章是衛(wèi)星領導小組副組長，任總體設計組組長。1965年10月，趙九章、錢驥報告了我國衛(wèi)星研制的總體方案和我國第一顆衛(wèi)星的本體方案（草案）。經過40多天的論證，會議最后確定1970年發(fā)射衛(wèi)星，并肯定了“東方紅1號”衛(wèi)星命名、主要技術指標、外形結構、播放“東方紅”樂曲等。會后，中國科學院立即組建了衛(wèi)星設計院（“651”設計院），趙九章任院長，錢驥為技術負責人。在趙先生主持下，全面開展“東方紅1號”衛(wèi)星的正式設計研究，提出和落實約500項專題研究課題，抓衛(wèi)星跟蹤定軌方案和研究、衛(wèi)星本體研制、環(huán)境模擬設備研制、加工廠建設等等，到1968年初，衛(wèi)星研制基本成功，“651”設計院已研制出初樣衛(wèi)星。1970年4月24日“東方紅1號”衛(wèi)星發(fā)射上天，發(fā)射的正樣衛(wèi)星和“651”設計院完成的初樣衛(wèi)星基本相同，我國第一顆衛(wèi)星發(fā)射成功，趙先生做出了重大的、不可磨滅的貢獻。

10主持制定我國衛(wèi)星系列規(guī)劃

在1966年5月19日的衛(wèi)星系列論證會上，趙先生做了報告《對我國衛(wèi)星系列規(guī)劃的設想》，內容有：

（1）科學試驗衛(wèi)星打基礎。

（2）以偵察衛(wèi)星為重點，全面發(fā)展軍事應用衛(wèi)星（如電子偵察、通訊、氣象、核爆炸偵察、導彈預警、測地、導航等）。

（3）發(fā)展載人飛船。

（4）衛(wèi)星的防御措施。

經過會議討論，最后商定衛(wèi)星系列的重點和排隊是偵察測地、通訊、氣象、載人飛船、導航。

共和國的歷史不會忘記趙九章在開創(chuàng)、推進、領導、規(guī)劃我國衛(wèi)星研究中的卓越貢獻。

1985年，“‘東方紅1號’及衛(wèi)星事業(yè)的開創(chuàng)奠基工作”獲國家科技進步獎特等獎，他排名第一。1997年3月，中央批準給他樹立銅像。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表彰“兩彈一星”做出突出貢獻的科學家，追授他“兩彈一星”功勛獎章。

近年來，國內稱錢學森為我國導彈之父，稱錢三強為我國原子彈之父，那么，趙九章就是我國衛(wèi)星之父。

我對趙九章被譽為“衛(wèi)星之父”的文章表示認同。因為在他及早覺醒、覺悟的時刻，國防科工委領導尚未支持。而且，心急如火的趙九章披肝瀝膽上書周恩來總理而獲“諫從”之功，并在1985年“‘東方紅1號’及衛(wèi)星事業(yè)開創(chuàng)奠基工作”“國家科技進步獎”獲特等獎并排名第一，貢獻之大，一目了然！

羅福山文章

中科院空間中心的研究員羅福山侃侃而談，他雙目炯炯，專注地望著你，描景狀物都帶有強烈的感情色彩。他將趙九章與李四光比，與錢學森比，他的論斷是：趙九章的功績比之前者有過之而無不及。他了解那個歷史時期的一切事由，有著恢復歷史真相的強烈愿望！但是，他又是一位自然科學家，他承認規(guī)定情境把握人物命運的力量。他在多家權威出版物上發(fā)表的文章、史實與楊俊文所述大體相同：

1965年，中央專委第十三次會議批準了中科院《關于發(fā)展我國人造衛(wèi)星工作的規(guī)劃方案建議》。1965年10月召開的我國第一顆人造衛(wèi)星規(guī)劃方案論證會上，趙九章作為衛(wèi)星科學技術的總負責人，在會上做了主要的論證報告。會議肯定了“東方紅1號”衛(wèi)星命名、主要技術指標、外形結構（直徑為1米的近球形72面體）、播放《東方紅》樂曲，并確定于1970年發(fā)射。

這次會議在深入細致論證的基礎上，產生了總體方案、本體方案、運載工具方案和地面觀測系統(tǒng)方案。這些方案和專題材料比較系統(tǒng)地闡述了發(fā)射人造衛(wèi)星的復雜技術，提出了一批關鍵性技術問題及解決方法，說明了有利條件和主要困難以及一些薄弱環(huán)節(jié)。在40多天的會議期間，趙九章吃住在賓館，白天參加大會、小組會，晚上和錢驥等一起整理會上提出的技術問題，計算有關數據，有時還要和王大珩、陳芳允等交換看法。連續(xù)緊張的工作使趙九章常發(fā)心絞痛，但他總是吃點藥緩解一下，又繼續(xù)堅持工作。

中科院衛(wèi)星設計院于1966年成立，趙九章?lián)卧洪L，錢驥為技術負責人。在趙九章的主持下，“東方紅1號”衛(wèi)星正式研究設計工作全面展開。衛(wèi)星入軌后長期跟蹤測軌采用什么技術，這在方案論證會議上是爭論最大的問題。大家認為，采用美國的比相干涉儀系統(tǒng)，技術較成熟，但建站要求高，投資大。趙九章根據我國當時的情況，果斷地采用由周煒先生建議的多普勒系統(tǒng)。這是國外當時采用的新方法，其特點是機動靈活，投資少。為了強化對衛(wèi)星測軌跟蹤的可靠性，1966年初，趙九章組織“651”設計院總體設計組與紫金山天文臺和數學所進行聯(lián)合研究，解決了初軌定軌方法和公式建立，由計算機給出隨機誤差的模擬跟蹤數據，再做軌道改進。在趙九章的精心策劃下，很快摸清了跟蹤測軌儀器精度和測軌預報精度的對應關系，從而為制定全國布站和入軌點布站的最佳方案提供了理論根據。事后證明，這種跟蹤測軌方案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1966年5月19日召開的衛(wèi)星系列論證會上，趙九章以“對我國衛(wèi)星系列規(guī)劃設想”為題做報告。該報告的主要內容有：以科學試驗衛(wèi)星打基礎，以偵察衛(wèi)星為重點，全面發(fā)展軍事應用衛(wèi)星，發(fā)展載人飛船；制定衛(wèi)星的防御措施。后來，親身參與我國衛(wèi)星研制工作的王大珩院士多次在會議上說：“當年趙九章主持制定的我國第一顆衛(wèi)星的研制方案計劃和衛(wèi)星系列設想既符合科學又切合實際，以后相當一段時期我們基本上是按照當初的計劃設想進行的。”

1968年2月，“東方紅1號”的模擬星、電裝星、結構星、溫控星等原型已全部研制完成，并進一步完成了初樣星的全部聯(lián)合試驗。在上述嚴格而完整的試驗基礎上，較順利地組裝成正樣星。趙九章為我國人造衛(wèi)星成功發(fā)射奠定了基礎。

1970年4月24日，“東方紅1號”衛(wèi)星發(fā)射成功，為我國贏得了榮譽，提高了我國的國際地位，增強了我國在國際上的發(fā)言權。趙先生對我國第一顆人造衛(wèi)星的研制、返回式偵察衛(wèi)星總體技術方案的確定和關鍵技術研制任務的落實以及對我國人造衛(wèi)星發(fā)展規(guī)劃的制定都做出了重大貢獻。趙先生的貢獻和功績，祖國沒有忘記，人民沒有忘記。

1985年6月15日，中國科學院申請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趙九章是研制衛(wèi)星的8名重大貢獻人員中的第一人。他的主要貢獻列有五條：1適時向中央提出建議，使衛(wèi)星事業(yè)得到及時和順利的發(fā)展。2主持衛(wèi)星總體方案的制訂和實施。3及時組織了測軌、選軌工作，贏得了時間，節(jié)省了資源，提高了水平。4主持制訂了衛(wèi)星系統(tǒng)規(guī)劃，為衛(wèi)星的長遠發(fā)展打下了基礎。5開創(chuàng)和主持了我國衛(wèi)星研制的前期準備工作。

為繼承和發(fā)揚趙九章治學嚴謹、勇于創(chuàng)新和培養(yǎng)新秀的精神，中國科學院空間科學與應用研究中心等4個研究所于1990年共同設立了“趙九章優(yōu)秀中青年科學工作獎”；在趙先生誕辰90周年時，有42位院士簽名倡議為趙九章先生建銅像；在趙先生百年誕辰時，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臺將1982年2月23日發(fā)現于河北興隆縣的7811星命名為“趙九章星”。國際科技界也沒有忘記他。2006年，CO-SPAR（空間研究委員會）執(zhí)行局設立了“COSPAR趙九章獎”。

夜靜憂思

趙九章會背誦李白“蜀道難，難于上青天”的詩句。但在接手自己爭取來的衛(wèi)星任務時，特別是率團訪問了蘇聯(lián)，清楚地認識了中國的科技水平與世界科技強國的差距之后，他才在一遍遍默誦“難于上青天”時理解了詩意。

上天的第一步便是未知。訪蘇時，蘇方表示了同志式的熱情，并邀請代表團去克里米亞參觀天文臺，天文臺臺長親自接待，并去一個不對外開放的軍港參觀。

趙九章向蘇方指出：“我去年訪蘇時，蘇聯(lián)科學院應用地球物理所所長費德洛夫院士曾陪同參觀過他的研究所，這個所承擔了不少衛(wèi)星探測儀器的研制，在那里我看到了一些高空探測儀器和設備。費德洛夫曾對我說：‘這次時間倉促，下次你來再仔細看看。’”趙九章提到這一情況后，蘇方顯得很被動，費德洛夫一直沒露面，不過蘇方還是請代表團去參觀了應用地球物理所，介紹的情況卻很簡單。代表團抓緊參觀機會，盡可能多了解些情況。在地磁研究所參觀時，所長很熱情，親自陪同，從上午看到下午，午餐也沒有吃。

對這次行期70多天的訪問，趙九章與代表團成員認真做了總結思考，認為除科技方面有所收獲外，最大的收獲是對比了蘇聯(lián)和我國的情況，進行了冷靜地分析。他們深深地認識到發(fā)射人造衛(wèi)星應立足國內，走自力更生的道路，靠外援是不可能的。

1959年初，根據中科院任務調整的指示精神，結合訪蘇總結，趙九章與衛(wèi)一清、錢驥商量后，提出五條意見：“以火箭探空練兵，高空物理探測打基礎，不斷探索衛(wèi)星發(fā)展方向，籌建空間環(huán)境模擬實驗室，研究地面跟蹤接收設備。”從1959年起到1965年，趙九章一直按這五條開展研究工作。衛(wèi)一清這位1936年在山西大學學習時參加革命的黨委書記，自1955年調到地球物理所后，認真執(zhí)行黨的政策，調查研究，尊重科學，對趙九章的科學思想和科研作風積極支持，配合推行。這次在開展空間任務過程中二人更是同心協(xié)力，因而各項工作進展得都比較快。

楊俊文回憶說：“根據趙九章與蘇方的協(xié)商約定，1959年10月，蘇聯(lián)高空氣象觀測臺寄來了氣象火箭探測箭頭、儀器產品外形布置圖紙，但沒有詳細的技術性能說明。地球物理所二部決定，在參考圖紙的基礎上，研制我國自己的氣象火箭測量儀器以及遙測、定位等探測系統(tǒng)。趙九章、錢驥安排我、何正華、胡其正、張彭榮的等總體組人員參加氣象火箭探空總體工作，負責設計加工箭頭上的機電部件，組織協(xié)調各課題組間的技術指標，和上海機電設計院協(xié)商火箭與箭頭間的銜接技術，進行箭頭總裝總調及其與地面設備的聯(lián)調，進發(fā)射場裝配和試驗等，同時還負責箭頭供電、天線等公用設備的研制。”

1960年12月下旬，趙九章到“603”火箭發(fā)射場考察。這個場地是1960年衛(wèi)一清和上海機電設計院艾丁共同選定的。地處安徽廣德縣誓節(jié)鎮(zhèn)的一塊洼地，由兩單位共同承擔建設任務，代號為“603”工地。趙九章、衛(wèi)一清指派朱崗堃為工地主任，韓錫山和上海機電設計院副院長林藝圃為副主任。他們帶領幾十名建設者，于1960年3月開始開山平地，修路建房，日夜苦干，各方密切配合，只用三個月就初具規(guī)模，于1960年7月1日進行了第一次T7發(fā)射試驗。曾獲英國博士學位的氣象學家朱崗堃與工人們一起一身汗一身泥地在工地干，真正是艱苦創(chuàng)業(yè)的體現。當時物質條件異常困難，糧食定量很少，在吃不飽的情況下還那么拼命，這對今天的人來說是難以想象的。

趙九章在朱崗堃、林藝圃的陪同下，仔細查看了發(fā)射控制室、發(fā)動機測試室、助推器裝藥室、推進劑加注房、發(fā)射場坪、52米高的四導軌發(fā)射架、箭頭總裝總調間、遙測接收站、雷達陣地氣象觀測室、生活區(qū)等。趙九章看后非常高興，對在自己領導下工作了16年的朱崗堃說：“你這位書生不僅搞學問內行，在氣象火箭探測方面也有一套，在發(fā)射場地的規(guī)劃建設上也考慮得很周到。”趙九章還說：“你也不能長期陷于發(fā)射場的工作中，你還應去搞你的學問，承擔你所擅長的重任。”不久，朱崗堃在完成場地建設后就回所，參加了火箭研制急需的100公里左右的高空風的探測研究。

1960年12月28日，趙九章在“603”觀看了T7-004氣象火箭發(fā)射試驗。全箭起飛總重800公斤，箭頭重量包括降落傘43公斤，火箭起飛后遙測接收正常，雷達卻沒有跟蹤到，飛行高度僅6公里。趙九章說：“這是開始做試驗，難免出現問題，找到問題，總結經驗教訓，我相信不多久總會達到100公里的。”他鼓勵大家繼續(xù)努力，并說我們全所都要學習你們艱苦奮斗的作風。

1961年7月7日，趙九章在北京做的報告《地球高層大氣及外空間的幾個問題》，是氣象衛(wèi)星、氣象火箭的探測與應用。報告會人員進行了熱烈討論，提出了一些關鍵技術問題，探討可能解決的途徑。

1961年4月12日，蘇聯(lián)宇航員加加林乘坐“東方1號”進入太空，這是人類征服空間的又一里程碑。6月3日，由錢學森做了報告《今天蘇聯(lián)及美國星際航行中的火箭動力及其展望》。趙九章在第二次會議上做報告。之后主要研究了航行方面的發(fā)展規(guī)劃，使以后幾年的預先研究工作得以協(xié)調進行。趙九章是這一規(guī)劃的主要起草人之一。

1959年任務調整后，總體組的主要精力是從事探空火箭的箭頭總體工作，在實際工作中積累經驗。在趙九章、錢驥指導下，楊俊文、何正華、胡其正、張彭榮、馬天任、何傳大等密切關注著國外衛(wèi)星發(fā)射動態(tài)，搜集美、蘇等國資料，就空間技術和應用發(fā)展動向、衛(wèi)星結構和材料衛(wèi)星溫度控制、無源控制的涂層材料、衛(wèi)星在超高真空和各種電磁輻射和粒子輻射環(huán)境中的適應性、衛(wèi)星無線電系統(tǒng)（包括遙測、遙控和定位）的體制和頻率選擇，并對衛(wèi)星軌道和衛(wèi)星能源、太陽能電池等進行分析研究，寫出專題報告。總體組內經常舉行專題報告和討論會。從1959年起總體組編制了各國人造地球衛(wèi)星表，記錄各國衛(wèi)星發(fā)射的時間、運載工具軌道數據、主要運載儀器、各種無線電訊號及其主要任務和目的等，交國防工業(yè)出版社出版，供各單位參考，這一工作安排地球物理所情報組進行。

1959年，地球物理所基本建成能進行高低頻振動、沖擊和離心實驗的動力學環(huán)境模擬室。至1964年，先后研制成了大型地面環(huán)境模擬設備，可對探空火箭箭頭和整個衛(wèi)星進行試驗。其中有大振動臺、大沖擊臺、大型地面氣候模擬試驗箱、高聲強實驗室、直徑14米的大型離心機和直徑2米的超高真空太空模擬器。太空模擬器可模擬衛(wèi)星在軌道運行時的陰影環(huán)境和熱輻射環(huán)境。研制取得的成果，如2米超高真空太空模擬器接近當時的國際水平。1965年在趙九章、衛(wèi)一清、錢驥等陪同下，郭沫若、張勁夫、裴麗生等中科院領導參觀這個實驗室時，高度贊揚這項白手起家的工程，認為這是為我國衛(wèi)星上天做了實實在在的準備。

天光地氣

做上天的事情，要先知地的奧秘。這叫“上接天光，下接地氣”。1964年深秋的一天，一列從北京到蘭州的快車奔馳在隴海線上，乘客是中科院地學部委員趙九章，隨行者錢驥、吳智誠，還有我國地球重力與大地測量的權威，時任中科院武漢測地研究所所長方俊。趙九章對下級老友一貫隨意，一路有說不完的話題。這次西行是應國防科委的邀請訪問某基地，基地十分重視，派喬副參謀長專程赴京迎接，全程陪同。剛巧10月16日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試驗成功，列車到達蘭州，即去機場，乘空軍的一架運輸機。舷窗外沙漠無際，夕陽下很是壯觀，700多公里航程飛行約兩個小時就到了。

基地司令員李福澤親自迎接，熱忱地歡迎趙所長、方所長到基地參觀指導。招待所是當年專為蘇聯(lián)專家建的，專家在基地工作時，每星期六乘專機去北京休息、娛樂，星期一上午再乘專機返回。不久蘇聯(lián)專家撤走，一切都只能依靠我們自己的科技人員了。這些年依靠自己的努力，導彈研制進度很快，基地建設也初具規(guī)模，但還有許多科技問題需要各方面專家出主意。趙九章他們第二天即開始了參觀，一一觀看了基地的設施、跟蹤觀測點、發(fā)射場等，最主要的是觀看了“東風2號”的發(fā)射。“東風2號”是我國自行研制的中近程導彈。這次發(fā)射是第二次試驗，兩次發(fā)射都是圓滿成功，準確命中目標。趙九章看了發(fā)射，心情激動，為我國導彈研制快速進展而高興。在基地期間舉行過幾次座談，趙九章作了有關空間科學技術的報告，就國際上空間科學探測研究的動向、高空大氣物理的發(fā)展、內外輻射帶的發(fā)現，以及他們研究所做的空間科學研究工作，都做了闡述。趙九章是位善于語言表達思路的科學家，報告內容深入淺出，概念清晰，語言準確，聽者都感到獲益匪淺，真正領略到了大科學家演講的風采。

1964年11月初的一個晚上，錢學森來到趙九章的辦公室。見面就問：“去基地的觀感如何？”趙說：“收獲很大，導彈研制進展這么快，真是出人意料。”趙九章認為再過四五年，完全有可能在導彈的基礎上研制出可以發(fā)射100公斤左右的衛(wèi)星的運載工具來。在衛(wèi)星研制方面已有五六年的預研準備，有一定的基礎，再過四五年完成衛(wèi)星研制是有把握的。關鍵是把衛(wèi)星研制由國家立項。要立項就要向上面匯報，要說動領導人下決心搞衛(wèi)星。趙九章認為錢學森說話有分量，希望他能做工作，但錢學森講話很謹慎，可能他知道的情況更多一些，他說：“現在上面顧不過來。”的確，當時最高決策人從戰(zhàn)備考慮是要求拿出真正能用的導彈來，而不只是試驗。搞衛(wèi)星很難成為當務之急。“上面顧不過來”這句話，錢學森前兩年多次對趙九章說過，這次趙九章從基地回來聽到的還是這句話。

1965年4月22日，趙九章找數學所副所長關肇直商量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衛(wèi)星軌道問題。趙九章認為，衛(wèi)星工程要上馬，首先要把衛(wèi)星運行的規(guī)律搞清楚，我國衛(wèi)星的軌道設計、計算，關系到測軌定軌手段、地面跟蹤臺站布局等重大問題，中國科學院要先走一步。趙九章希望數學所能將這一工作承擔起來。這次談話后不久就組織了數學所、紫金山天文臺有關人員組成的“651”任務組，專攻衛(wèi)星軌道計算問題。趙九章這一部署對以后的衛(wèi)星工程起了十分關鍵的作用。

潘厚任記憶猶新地談出了這段經歷：“1965年4月22日，我正在地球物理所工廠半工半研。突然接到電話通知，趙所長要我當晚到他家去。一進趙所長家門，數學所關肇直所長和栗柏新早就在座。簡單介紹之后，趙所長立即把談話轉入正題，大意是：他在去年年底寫信給周恩來總理，說明我國著手研制人造地球衛(wèi)星的基本條件已具備，建議在導彈研制過程中，把導彈打靶試驗和衛(wèi)星發(fā)射結合起來，可收一石二鳥之效。趙所長激動地繼續(xù)道，現在周總理已指示要提出設想規(guī)劃，我們從1958年開始，一直在做準備，現在終于來到了。但是，試想一顆幾米尺度的衛(wèi)星送上軌道后，如果不能緊緊抓住它，就像幾公里外的一只蒼蠅，如何去找它？因此，要發(fā)射衛(wèi)星，首先要把衛(wèi)星的運行規(guī)律、軌道計算、測量、預報以及跟蹤站的布設等搞得一清二楚。科學院理當把此事承擔起來，先走一步。希望關所長立即組織人員落實此事。趙所長又對我說，你是學天文的，又搞過衛(wèi)星軌道，今后由你代表總體組參加此項工作，并和數學所具體聯(lián)系、協(xié)調。

“第二天，我就從空間光輻射組調到一室，參加以何正華為組長的衛(wèi)星總體組。同時，在關所長的具體安排下，立即將以葉述武先生為主任的力學室轉到衛(wèi)星軌道的計算上來。為加強此工作，關所長又把從蘇聯(lián)回國的劉易成調來具體負責。不久，趙所長和錢驥又同意我的建議，請紫金山天文臺參加。因為紫臺在小行星軌道計算方面有很好的基礎。很熱的夏天，張鈺哲臺長動胃切除手術沒有多久，但他還是親自率領趙先孜、張家祥等骨干前來北京。

“就這樣，中國科學院集中了最強陣容，成立了專攻衛(wèi)星軌道動力學的聯(lián)合小組，后來取名為‘651’任務組，開始進行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為我國衛(wèi)星上天的測軌、算軌、預報等打下了扎實的基礎。老一輩科學家的遠見卓識和果斷決策，為我國空間事業(yè)做出的重要貢獻，將永遠銘記在人們的心中。”

“651”意氣

代號為何叫“651”？趙九章最知其中含意——乃因1965年5月，中央專委第十二次會議原則上批準國防科委關于1970年至1971年發(fā)射我國第一顆衛(wèi)星的報告。之后，中國科學院才全面行動起來，地球物理所二部、力學研究所、自動化研究所、電子學研究所等均派出專家，集中開會，共商我國衛(wèi)星型號發(fā)展規(guī)劃。1965年5月31日，中國科學院新技術局代表院領導，在一次各所代表參加的會議上宣布，除已成立的軌道計算組外，宣布正式成立衛(wèi)星本體組、地面設備組和空間生物組。要求于6月10日拿出我國第一顆人造衛(wèi)星的方案設想和衛(wèi)星系列規(guī)劃設想。并提出我國第一顆人造衛(wèi)星應在1970年發(fā)射，衛(wèi)星系列規(guī)劃先考慮到1975年。

根據當時國防科委的報告，衛(wèi)星系列按試驗衛(wèi)星和應用衛(wèi)星兩大系列分列，新技術局提出編制方案，如下要求：

1按型號編制。

2每型號的目的、用途及測試項目。

3衛(wèi)星本體內容（結構、儀器、重量、發(fā)射方式，軌道等）。

4關鍵技術。

5重大措施條件。

6院外協(xié)作及要求。

試想，僅僅10天，要完成這樣兩件大事，沒有1958年以來的扎實準備工作，如何做得好？自此，各有關研究所的許多研究人員立即投入了緊張的日日夜夜。由于趙九章、錢驥領導的地球物理所二部已經有了七年的預研準備，由院領導、新技術局直接抓，又有各有關研究所的緊密配合，因此工作進展很快。在原來的基礎上，10天內如期拿出了規(guī)劃設想和我國第一顆人造衛(wèi)星的初步方案。為便于匯報，將衛(wèi)星文字方案歸納成三張圖一張表。提出第一顆衛(wèi)星叫“東方紅1號”，為1米直徑的近球形72面體。選取這個形狀，除結構上的考慮外，更重要的是便于貼布太陽能電池片，并使其在任何姿態(tài)下輸出的能源都較為均勻，同時又利于其軌道變化，更精確地推算高層大氣密度。中國科學院對此組織了多次方案研討會。

7月1日，中科院向中央上報《關于發(fā)展我國人造衛(wèi)星工作的規(guī)劃方案建議》。經中央專委第十三次會議原則上同意后，8月中旬，裴麗生副院長召集有關所領導會議，傳達第十三次專委會精神，決定先成立三個組：1領導小組，由谷羽任組長，楊剛毅、趙九章為副組長，共12人組成。2總體設計組，由趙九章任組長，郭永懷、王大珩為副組長，共11人組成。3辦公室，由陸綬觀任主任，辦理日常工作。為了保密，中國科學院給這項任務起了個代號，考慮到周總理對趙九章信的批示時間為1965年1月，中科院將此任務作為1965年第1號任務，故代號定為“651”。

這便是“651”工程命名緣由。“651”兩頭牽扯著兩個人，一頭是寫信的趙九章，一頭是批示的周恩來。而一旦請命批示下來，趙九章便要手捧軍令狀，押上身家性命！

1965年7月6日，趙九章帶著張勁夫給上海市委的信，為衛(wèi)星工程請求上海市委支援技術工人。上海市委主管工業(yè)生產的領導在錦江飯店14層會見趙九章，表示一定支持。趙九章說可能有兩種方案：一是選一個能做精密加工的100人左右的工廠整體搬遷，轉產搞衛(wèi)星工程加工。二是從幾個工廠中挑選一些符合條件、工種配套的技術工人新組建一個工廠，承擔衛(wèi)星工程加工任務。在確定方案前需要對有關工廠做一些考察了解。市委主管領導對隨同的工業(yè)局領導說：“你們安排幾個工廠，請趙所長去考察。”

隨后的幾天，每天考察一個工廠，有縫紉機廠、鐘表廠等，有的廠在浦東，汽車和人還要靠輪渡渡過黃浦江。隨同考察的有吳智誠、馮宗明。馮宗明是機械結構組組長，對機械加工了解較多。趙九章雖不是學工程出身，卻對機械加工一貫重視。地球物理學、氣象學都是靠實驗、靠觀測的科學，沒有很強的精加工能力就難以開展實驗和觀測。地球物理研究所在南京時，就有一個小而精的機械加工組，調進了幾位手藝很高的師傅，車鉗銑刨都有，趙九章對他們很尊重，常向人稱贊他們的手藝。

趙九章考察工廠很認真。看了幾個工廠后，趙九章一夜拉肚數次，急送醫(yī)院，當晚在高級干部餐廳就餐的人幾乎全住進了醫(yī)院。上海市衛(wèi)生局立即追查，說是吃的魚被一種嗜鹽菌污染了。上海市有關領導到醫(yī)院慰問、道歉。這場飛來橫禍，使趙九章住院四五天，出院后身體很虛弱，但他還是堅持去看了上海曙光機械廠、電理儀器廠工作的地球物理所科技人員，他們?yōu)檠兄拼笮铜h(huán)境模擬設備，幾年來堅持下廠，與工人結合，終于使設備研制成功。趙九章感謝他們，對他們做出的成果表示祝賀。當年的下廠人員現在都是科研骨干，他們對趙所長的看望慰問至今還念念不忘。

趙九章考察工廠開了個頭，隨后北京科學儀器廠領導田巨生和地球物理所領導解肇元、陳建奎等繼續(xù)去上海考察，多次協(xié)商，確定從十多個工廠抽調工種配套的技術工人，先到中科院北京科儀廠實習，1966年5月開始到西安112廠工作。先后從上海調來的工人共約180名。

“關于發(fā)射人造衛(wèi)星的問題，趙九章、錢學森同志在1958年、1959年就提出過設想。沒有他們的設想，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結果。”這是時任國防科委副主任的羅舜初在1965年11月30日“651會議”總結大會上的講話。趙九章自1958年提出設想建議以來，六七年里做了許多實實在在的預研工作，所以才能有我國第一顆人造衛(wèi)星研制的方案論證會的召開。

趙九章在會上報告了我國衛(wèi)星研制的總體方案，錢驥報告了我國第一顆衛(wèi)星的本體方案。論證會由1965年10月20日到11月30日召開了42天，參加會議的有中科院、七機部、四機部及有關的13個研究所的代表，國防科委、國防工辦等有關部委領導，共120余人。趙九章負責科學技術協(xié)調。在趙九章的主持下，錢驥和總體組做了充分的技術準備。許多方面都備有書面材料，都是保證會議成功的關鍵。

“651會議”的會址是北京友誼賓館，趙九章在這里忙碌了40多天，白天參加大會、小組會，晚上和錢驥、何正華、胡其正、潘厚任等在房間里一起整理會上提出的技術問題，計算有關數據，有時還要找王大珩、陳芳允等專家交換看法，裴麗生經常找趙九章、錢驥研究會議上提出的問題，傳達上級的意見。

為使全世界都能聽懂我國人造衛(wèi)星的聲音，何正華建議播放《東方紅》樂曲以代替衛(wèi)星的無線電呼號，并與遙測信號分串播放，趙九章支持這個建議。連續(xù)緊張的工作，使趙九章的心臟負擔加重，常感心絞痛，只能吃點藥緩解一下。他每晚勞累到深夜，習慣性地吃幾片安眠藥，方能入睡。

潘厚任說：“‘651會議’歷時42天，是我一生中參加過的最長的會議。白天開會，晚上計算，對涉及‘東方紅1號’大總體和衛(wèi)星本體的多個問題都做了深入而廣泛的探討。會議期間，周恩來總理特別邀請全體與會代表在人民大會堂小禮堂觀看文藝節(jié)目。經各單位集思廣益，最后制定的目標是1970年發(fā)射；要‘上得去，抓得住，聽得到，看得見’。‘東方紅1號’的命名、結構外形、主要指標以及播放《東方紅》樂曲等都得到了大會的肯定。”

這次會議進行了深入細致的論證，最后產生了總體方案、本體方案、運載工具方案和地面觀測系統(tǒng)方案等四個文件稿，還組織編寫了27個專題材料，共約15萬字。這些方案和專題材料把發(fā)射人造衛(wèi)星的復雜技術問題，做了比較系統(tǒng)的闡明，提出了一批關鍵性技術問題，會議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這是集體智慧的成果，卻更多地凝聚著趙九章的心血。

孫家棟說：“‘東方紅1號’衛(wèi)星研究的初始階段，科學院做了大量的工作。”科學院同志說：“‘東方紅1號’衛(wèi)星的成功發(fā)射，趙九章是第一功臣。”楊俊文說：“趙九章是衛(wèi)星之父……”

“三線”軼事

1965年底，西安“112工程”即將竣工，由地球物理所分出的應用地球物理所即將搬遷西安。當時中科院領導有把衛(wèi)星設計和加工力量部署到三線的設想，因此提出由“651”設計院和北京科儀廠的領導去西安考察，研究是否可以在西安“112工程”的基礎上，再擴大建設規(guī)模，以便“651”設計院和北京科儀廠兩單位全部或部分遷至西安。

1966年1月6日，趙九章和解肇元、王躍華、田巨生等來到西安。時逸之立即向主管文教的西北局書記處書記胡錫奎匯報，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很快接見趙九章并聽取匯報。 “112工程”及中科院在西安的許多工作都得到當地領導和各單位的大力支持。

趙九章詳細了解了“112工程”的進展情況，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建設近5萬平方米的工程實屬不易。他逐一查看實驗樓和廠房，對工程質量表示滿意，對地球物理所參加“112工程”的人員表示慰問和感謝。他也發(fā)現了工程上的一大隱患，認為“112工程”地址是在歷史上發(fā)生的泥石流扇形沖擊面的中心，該處不宜建大型建筑物。但基建已接近完工，建設單位只得以加強泥石流的防護工程來補救。

陜西省交際處原想安排趙九章住丈八溝國賓館，并為他包了輛新進口的小車。趙九章到西安后堅持坐“112工程”處的舊吉普車，住國賓館更不贊成，他說人民大廈的條件已夠好的了。趙九章想的是以儉樸為好，能少花錢就少花。舊吉普車振動厲害，底盤又高，上下車都要人扶一把，但趙九章對此毫不介意。司機開車很辛苦，趙九章專門請司機去看電影。趙九章酷愛書法和詩詞，到西安都去碑林，欣賞那些碑刻國寶，還向陪同人解釋，最后總要購買一些字帖和石碑拓片。

回北京那天，

飛機到達北京機場已是深夜了，有兩位中科院的工作人員同機到達。一見有車接趙九章，就想乘車一起進城，趙九章當即答應，并堅持把他倆先送回家，最后自己再回中關村。事情雖小，卻令人難忘。

“651”設計院在趙九章、錢驥等主持下，深入地開展了一系列的工作。衛(wèi)星是絕密級任務，限制在很窄的小圈子內；外人對此了解很少。為盡可能發(fā)揮全國的優(yōu)勢和積極性，增強今后實現衛(wèi)星系列規(guī)劃的后勁，1965年底“651”設計院提出了460多項專題，1966年初總體設計組與新技術局去上海等地調查后，增加到500項，在全國各地進行安排落實。大到分系統(tǒng)，小到元部件，得到全國各地軍民各有關單位的全力支持，確保了我國首顆人造衛(wèi)星按時完成，穩(wěn)妥地上天，為衛(wèi)星系列規(guī)劃一步步成為現實鋪墊了非常好的基礎。

地面跟蹤臺站籌建以及測軌定軌、通信手段的落實也是剛組建的“651”設計院和“701工程”處的頭項大事。趙九章在上一年就抓緊了這一工作。1966年開始，根據“651任務”的需要，武漢測量與地球物理所等利用天文、大地及重力測量資料，精確測定了衛(wèi)星發(fā)射場和欲建地面跟蹤臺站的地心坐標。

有爭論的一個問題是衛(wèi)星入軌后長期跟蹤測軌究竟采用什么系統(tǒng)，最后確定采用的周煒建議的多普勒系統(tǒng)，是國際上剛出現的新方法，機動靈活，投資少。加之周煒負責的研究室已有幾年的工作積累。該室于1959年到1961年對美國的白沙靶場使用的探空火箭測軌定位系統(tǒng)DOVAP進行過研制，從一二百公里的火箭測軌延伸到衛(wèi)星測軌，在物理原理上是可行的。

趙九章果斷地下決心進行突擊攻關，在1965年4月趙九章已安排的工作基礎上，從1966年1月初開始，將“651”設計院總體設計組和紫金山天文臺有關人員集中到數學研究所進行分析研究，并利用計算所剛研制成功的119型半導體計算機進行計算，首先解決初軌定軌方法和公式建立，由計算機給出隨機誤差的模擬跟蹤數據，再做軌道改進。在全體參與人員齊心協(xié)力和計算所編程人員的大力支持下，很快摸清了跟蹤測軌儀器精度和測軌預報精度的對應關系；對全國布站和入軌點布站的最佳方案等，都得到了完全肯定的結論。趙九章在審閱計算結果后，完全支持多普勒跟蹤系統(tǒng)方案。1966年3月，陳芳允、潘厚任向國防科委馬副局長做了匯報，在“701工程”論證會上最終敲定了此方案。此后的事實證明，當時的決策是完全正確的。拍板人、壯膽人都是趙九章，他的心胸包羅了雄兵百萬，文韜武略。

銀河夢境

在趙九章的心胸中，一顆“東方紅1號”衛(wèi)星，是伸手可摘的玉樹上的金果。一條星漢燦爛，浩瀚無邊的綴滿億萬顆星星銀河，才是趙九章造星之夢的極致。

1966年5月，中科院幾次召開有關衛(wèi)星系列規(guī)劃的會議。5月5日到10日，召開了衛(wèi)星系列規(guī)劃設想討論會。5月19日開始，又召開了衛(wèi)星系列規(guī)劃論證準備會。

趙九章在報告《對我國衛(wèi)星系列規(guī)劃設想》中，把整個衛(wèi)星規(guī)劃分為四個部分：（1）以科學試驗衛(wèi)星作為開始和打基礎；（2）以偵察衛(wèi)星（特別是照相偵察衛(wèi)星）為重點，全面發(fā)展軍事應用衛(wèi)星（如電子偵察、通訊、氣象、核爆炸偵察、導彈預警、測地、導航等衛(wèi)星，配成一個完整的體系）；（3）在照相偵察衛(wèi)星基礎上發(fā)展載人飛船；（4）衛(wèi)星的防御措施，必須使衛(wèi)星擁有反干擾、反破壞等能力。

他還接著就幾種軍事應用衛(wèi)星的規(guī)劃意見做了簡要說明，主要介紹這些類型衛(wèi)星的目的意義、主要技術問題以及發(fā)射時間等。

“651”設計院錢驥做了報告《發(fā)展偵察衛(wèi)星的設想》。他說，偵察衛(wèi)星為兩彈配套的武器，為兩彈的耳目。

經過大會、小組會的討論，最后商定衛(wèi)星系列的重點和排隊：偵察測地、通信、氣象、載人飛船、導航。

趙九章為這個衛(wèi)星系列規(guī)劃設想做了較長時間的準備。“651”設計院一成立，趙九章在抓緊“東方紅1號”衛(wèi)星工作的同時，也非常重視衛(wèi)星系列規(guī)劃工作的推進。特別是對規(guī)劃設想方案中的偵察衛(wèi)星，為了使它能及早上天，趙九章也做了周到的安排，組織力量加以重點落實。當時他心中最擔心的是衛(wèi)星返回大氣層的技術關鍵問題。為此，1966年1月，“651”設計院組織力學研究所討論衛(wèi)星返回問題，包括返回艙的外形、返回彈道計算，以及返回時與大氣摩擦所產生的高溫問題等。在20世紀60年代，中科院化學研究所已經開展返回時所用的燒蝕材料的研制。

為了制訂出的應用衛(wèi)星系列規(guī)劃能夠符合國家需求，解決實際問題，“651”設計院專門組織總體設計人員遍訪全國各可能的和潛在的衛(wèi)星用戶，征詢對我國衛(wèi)星系列規(guī)劃的意見和建議。測繪部門提出希望能利用衛(wèi)星來解決大地測量的精度問題，趙九章和錢驥等都非常重視這一問題。當總體組成員提出可用天文學的方法來解決時，他們都非常支持。當把設想方案的初步估算結果的報告交給他們看后，趙九章大加贊許，立刻說，規(guī)劃中的偵察衛(wèi)星方案中應添加測地方案，即在衛(wèi)星本體中增加星相機，向上拍攝星圖，用精確的恒星位置求得星下點以至遙感目標的精確坐標。在1966年5月5日至10日召開的我國衛(wèi)星系列規(guī)劃會議上，錢驥首次提出將偵察兼測地衛(wèi)星的方案作為我國衛(wèi)星系列規(guī)劃的重點，得到了與會領導和代表的充分肯定。

會后，趙九章立刻從“651”設計院、自動化所和數學所抽調人員，組成對地觀測衛(wèi)星總體設計組，著手進行該衛(wèi)星的研制。該衛(wèi)星的最佳軌道是傾角為98°左右的太陽同步軌道，但這在酒泉衛(wèi)星發(fā)射場發(fā)射，對軌道跟蹤定軌不利。若要新建一個發(fā)射場則會延誤時間。很自然地就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即不采用太陽同步軌道的結果將如何？經充分準備，于1966年4月接連召開了兩次小范圍軌道會議，經仔細計算分析確定，如采用65°～70°之間得到軌道角，完全可以滿足對地觀測衛(wèi)星的要求。雖然這對我國首顆衛(wèi)星的發(fā)射稍有不利，但使酒泉衛(wèi)星發(fā)射基地用一套入軌段跟蹤臺站布局可同時滿足這兩類衛(wèi)星的發(fā)射需要，大大提前了該衛(wèi)星的上天時間，也節(jié)省了投資。當時另一個難點是對地觀測衛(wèi)星的相機和恒星相機都需要高靈敏和良好分辨率的照片底片，國內沒有達到要求的產品。中科院化學所進行“160底片”的專項攻關研究，后來由從化學所分立出來的感光化學所研制成功。

親身參與我國衛(wèi)星研制工作的中科院院士王大珩多次在會議上說：“當年趙九章主持制定的我國第一顆衛(wèi)星的研制方案計劃和衛(wèi)星系列規(guī)劃設想，既符合科學又切合實際，以后相當一段時期我們基本上是按照當初的計劃設想進行的。”

這些都體現了趙九章和他的同事們的遠見卓識和深謀遠慮，他的銀河盈天，星漢燦爛的美夢，正像春花的開放一樣，一顆顆升天，一點點匯集，形成觀照人類世界的偉大風景。

不幸的是，一顆萬人仰望，萬人仰慕，代表民族靈魂、民族精神的星星過早隕落了。

星光燦爛

1989年，中科院空間中心的吳智誠和盧毓明來到了中國科學院大氣物理所，提議為趙九章設立獎勵基金一事，得到了大氣物理所的積極響應。又與中科院地球物理所、國家地震局地球物理所協(xié)商，形成一致的意見。1990年這四個所（中心）共同籌集10萬元人民幣，設立了“趙九章優(yōu)秀中青年科學工作獎”，建立了“趙九章優(yōu)秀中青年科學工作獎”委員會，負責籌集獎勵基金和評獎工作。1990年至1998年共頒發(fā)五次獎，獲獎人數50余人，激勵了一批優(yōu)秀的青年學科帶頭人，在大氣物理學、地球物理學和空間物理學等學科領域的青年科學家中引起了較大的反響。

1997年是趙九章誕辰90周年，羅福山、虞昊、吳智誠、盧毓明、徐榮欄等44位著名科學家（其中有42位院士）在為趙九章樹立銅像的倡議書上簽名。此倡議由中科院正式報告中央，1997年3月29日中共中央辦公廳發(fā)文，同意在中國科學院空間科學與應用研究中心大院內樹立趙九章銅像。為此，中科院成立了由錢偉長任主任的趙九章銅像籌備委員會和籌委會聯(lián)絡組，負責籌集經費、制作銅像和組織趙九章誕辰90周年的各項紀念活動，各個不同科學領域的許多著名科學家和科技人員踴躍捐款。

趙九章銅像由著名肖像雕塑家程允賢創(chuàng)作，清華大學鑄造教研室鑄造。1997年12月7日在北京國誼賓館舉行“趙九章銅像揭幕式暨趙九章誕辰90周年紀念會”。著名科學家錢偉長、郁文、王大珩、葉篤正、陳芳允、馬鶴年、林庭煌、李真富、李祖洪、何澤慧、彭恒武、馬大猷、王綬琯、秦馨菱、曾融生、陶詩言、巢紀平、周秀驥、劉振興、黃秉維、陳運泰、葉銘漢、謝毓章、朱崗堃、謝毓壽、保宗悌、章震越、楊國楨和著名雕塑家程允賢等出席。來參加大會的還有趙九章銅像籌委會委員、各單位領導、各方面科技工作者和趙九章的同事、學生、親友等500多人。紀念會由中科院黨組副書記郭傳杰主持，全國政協(xié)副主席錢偉長和王大珩院士為銅像揭幕。

1985年，趙九章因在主持研究我國衛(wèi)星事業(yè)的開創(chuàng)奠基工作中做出重大貢獻榮獲國家科技進步獎特等獎（排首位）。

1999年，江澤民總書記親頒為趙九章先生追授“兩彈一星”功勛金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