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的“圣人可汗”和唐太宗的“天可汗”有何相似與不同之處？

汗，在古代是突厥、蒙古這些游牧民族對首領的尊稱——

汗，可汗，蕃王稱——《廣韻》

在中國歷史上有兩個漢人皇帝也曾被賦予“可汗”的尊稱，他們是隋文帝楊堅（圣人可汗）和唐太宗李世民（天可汗，唐高宗、唐中宗、唐睿宗、唐玄宗后來也延續(xù)了這一稱號，但實際上屬于繼承了政治遺產(chǎn)）。中國歷史由于從秦朝開始就進入了大一統(tǒng)時代，所以中國的皇帝們是很少擁有除了帝號以外的其它稱號的。譬如在歐洲歷史上，一個君主動不動就冠以好幾種頭銜，譬如“日不落帝國（西班牙帝國）”的開創(chuàng)者查理五世的稱號就有“羅馬人的皇帝、西班牙國王、德意志國王”等等后面還有一大串。

頭銜多代表的是一種榮譽，在歐洲歷史上這很常見，但在中國歷史上卻是曇花一現(xiàn)了。圣人可汗和天可汗這兩個稱號的背后透露的是兩位君主將帝國疆域擴張到極致的偉大功績，就相似性上來說，無論是圣人可汗還是天可汗都是突厥、回紇和吐蕃等等這些周邊民族對他們的尊稱，表示將隋文帝和唐太宗都視為本族的最高首領。

但另一方面，圣人可汗和天可汗兩個稱號的背后又是不同的，它涉及到兩位君主不同的民族政策以及所取得的不同成就；

圣人可汗的來歷：經(jīng)略突厥的殊榮

隋朝統(tǒng)一的標志是楊堅消滅了南方的陳朝和西梁，自西晉滅亡以來，中國在經(jīng)歷了魏晉南北朝這一動蕩分裂的時期后重新完成統(tǒng)一。但北方的突厥卻一直是隋朝的心腹大患，突厥是一個游牧民族的泛稱，并不是一個單一的民族，一般認為是匈奴的分支或與其它民族融合的結果。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突厥起初依附于柔然，后來將柔然擊敗，在漠北建立起突厥汗國。

它的強大一度迫使西魏和東魏對它采取和親政策，但在公元583年卻分裂為東西突厥，其中東突厥為突厥汗國的宗主國，這一分裂讓隋文帝楊堅以后對東西突厥采取羈縻政策提供了契機。隋朝統(tǒng)一后面臨著來自北方突厥的巨大軍事壓力，當東突厥沙缽略可汗即位后，西突厥達頭可汗拒絕承認此人的宗主地位，東西突厥正式分裂，引發(fā)內戰(zhàn)。

東突厥不敵西突厥，加上之前又被隋朝擊敗，東突厥于是轉而萌生了依附隋朝的想法，于是便寫了一封國書給隋文帝，表示依附于隋朝：

辰年九月十日，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圣天子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 可汗致書大隋皇帝：使人開府徐平和至，辱告言語，具聞也。皇帝是婦父，即是翁， 此是女夫，即是兒例。兩境雖殊，情義是一。今重疊親舊，子子孫孫，乃至萬世不 斷，上天為證，終不違負。此國所有羊馬，都是皇帝畜生，彼有繒彩，都是此物， 彼此有何異也——《隋書·突厥》

東突厥的依附成為隋文帝離間突厥的一個契機，尤其是隋文帝幫助東突厥沙缽略可汗擊敗西突厥解圍后，東突厥可汗十分感激的寫信給隋文帝，表達自己“永為藩附”的意愿。

竊以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伏惟大隋皇 帝，真皇帝也。豈敢阻兵恃險，偷竊名號，今便感慕淳風，歸心有道，屈膝稽顙， 永為籓附——《隋書·突厥》

應該說，東西突厥的分裂為隋文帝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契機，畢竟一個統(tǒng)一的突厥對隋朝來說是巨大的軍事壓力。事情的變化發(fā)生在沙缽略可汗去世以后，隋朝經(jīng)略突厥有一個重要人物叫長孫晟，針對突厥的情況他提出了“離強和弱”的策略。當東突厥首領都藍可汗繼位后，由于他所表現(xiàn)出來的異心，迫使隋朝開始扶持另一個弱小的突利可汗，并將宗室女安義公主許配給對方。

憤怒的都藍可汗聯(lián)合西突厥達頭可汗一起攻打突利可汗，后者不敵而大敗，當時的情況是突利可汗更加傾向于投降突厥，按照他的話來說，這叫：

今兵敗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豈禮我乎？玷厥雖來，本無冤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濟——《隋書·長孫晟列傳》

長孫晟通過從中作梗，斷絕了突利可汗投奔突厥的想法，隋朝一方面在派兵援助的同時，又將突利可汗帶到長安，由隋文帝冊封其為啟民可汗，將其部落安置在陜西和內蒙古之間。其后啟民可汗不斷招撫東突厥居民，東突厥由此內附隋朝。隋文帝也因此被尊稱為“圣人可汗”。

大隋圣人莫緣可汗，憐養(yǎng)百姓，如天無不覆也，如地無不載也。諸姓蒙威恩，赤心歸服，并將部落歸投圣人可汗來也——《隋書·突厥》

隋文帝的“圣人可汗”稱號主要來自于突厥對他的尊稱，隋朝對突厥采取的主要是離間政策，通過不斷分化突厥的力量，進而將突厥掌控在自己的力量之下。就結果上來說，隋文帝楊堅取得了成功，不僅使隋朝在北方解除了軍事威脅，也將其疆域推進到漠北地區(qū)。

天可汗的由來：唐帝國的軍事傳奇

唐太宗毫無疑問是漢武帝以后最杰出的君主，而唐朝的輝煌不管是經(jīng)濟、文化和軍事都集中體現(xiàn)在唐太宗時期，不同于隋文帝采取分化離間的方式使突厥臣服，唐太宗采取的方式要更為直接一些，就是用武力的方式來征服。當然，唐太宗也不是沒有采取和親的時候，即便面對吐蕃擁有相當不錯的軍事優(yōu)勢，但為了維護吐蕃的穩(wěn)定和唐朝的統(tǒng)治，最終還是將文成公主下嫁給松贊干布。

用唐太宗自己的話來說：朕為民父母，茍可利之，何愛一女。

還有一個原因在于，松贊干布一門心思想要娶一個唐朝公主，甚至不惜動用武力，唐太宗在軍事優(yōu)勢十分明顯的情況下依然采取和親，實際上更多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當歷史發(fā)展到唐朝時期時，北方的突厥在恢復元氣的同時，也表現(xiàn)出不軌的異心。隋唐交錯之際，由于無力顧及北方，東突厥因此搖身一變又成為中原王朝的敵人。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的時候，唐太宗發(fā)動玄武門之變以后剛剛繼位，東突厥趁機南下入侵，當初迫于漢地未統(tǒng)，唐太宗還親自跑到渭水和東突厥首領頡利可汗隔水交談，這就是“渭水之盟”的故事。

親出玄武門，馳六騎幸渭水上，與頡利隔津而語，責以負約——《資治通鑒》

然而僅僅三年以后，在大將李績和李靖的攻打下，東突厥滅亡，頡利可汗被活捉送到長安。唐太宗想到結盟以后他并沒有過分之舉，因此沒有殺他，突厥之患從此消失。突厥盡管滅亡了，但一個叫做薛延陀汗國的勢力又強盛起來，不過和唐軍短兵相接以后便敗下陣來。

其后唐太宗攻打高句麗的時候，一度放話給薛延陀汗國首領薛延陀真珠可汗說：

爾可汗，我父子并東征高麗，汝若能寇邊者，但當來也……其冬，太宗拔遼東諸城，破駐蹕陳，而高麗莫離支潛令靺鞨誑惑夷男，啖以厚利，夷男氣懾不敢動——《舊唐書》

高句麗曾經(jīng)以厚禮拉攏薛延陀真珠可汗，但是后者由于懼怕唐軍，不敢輕舉妄動。在貞觀二十年（646年）的時候，唐朝發(fā)動唐滅薛延陀之戰(zhàn)將其滅亡。當年隋煬帝楊廣三征高句麗，導致國內怨聲載道，給隋朝帶來巨大的經(jīng)濟壓力，關鍵并沒有取得重大的勝利，三次東征空耗國力。

唐太宗時期，東征高句麗盡管也沒有完成滅亡的目的，但卻取得不錯的勝利，收復了南北朝時代被高句麗占據(jù)的遼東地區(qū)（此遼東指遼河以東地區(qū)與朝鮮半島北部之間）。在吐蕃和唐朝之間還有一個政權叫吐谷渾，是由西北游牧民族鮮卑慕容部建立，控制著青海和甘肅地區(qū)，興盛于南北朝時期。隋朝控制了其東邊，但沒有全境控制吐谷渾。

貞觀十年（635年）年，唐軍兵分兩路，由李靖、李大亮、薛萬均率兵出吐谷渾之右，侯君集、李道宗率兵出吐谷渾之左，在兩路唐軍的夾擊下，吐谷渾臣服于唐朝，后來被吐蕃滅亡。高句麗是唐太宗最后征服的一個政權，東征高句麗（唐高宗時被滅亡）回來后，唐太宗完成了對周邊民族的征服。

建立在強大軍事能力之上的力量為唐太宗贏得了“天可汗”的稱號：

四夷君長詣闕請上為天可汗，上曰：“我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皆稱萬歲——《資治通鑒》

比起隋文帝的“圣人可汗”來說，顯然唐太宗所取得的成就要更大一些。另一方面來說，唐朝時期的民族政策也是十分具有包容性和開放性的，不僅在唐朝政治上擁有很多其他民族的官員，如凌煙閣二十四功臣中的長孫無忌就是鮮卑人，唐玄宗時期的李光弼、高仙芝、封常清、哥舒翰、仆固懷恩都是契丹、高句麗、鮮卑人出身。

而長安更是聚集著各類留學生、外國使者和商人多達三萬多人，當時的長安是當之無愧的世界大都市，亞洲地區(qū)的文化和經(jīng)濟中心。李白在《少年行其二》中就寫道“落花踏盡游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可以說唐太宗的“天可汗”稱號相比較隋文帝的“圣人可汗”來說更具有文化、經(jīng)濟和政治上的實質意義，是當之無愧的天下共主。

所以晚年的唐太宗對自己取得的成就也十分自豪，說道：自古帝王雖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過之。以我們今天的眼光去看，唐太宗的成績也是足以配得上千古一帝這樣的稱號的。大唐盛世不僅盛在它的經(jīng)濟和文化，其實還盛在那種開放、包容的社會環(huán)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