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孫中山鐵桿親信，到1922年炮轟總統(tǒng)府，陳炯明、孫中山分歧真相

陳炯明是北洋時期一位雄踞一方叱咤風云的人物，同時也是一位充滿爭議的人物。在人們印象里，他是背叛孫中山的反動派，罪證就是1922年“六一六炮轟總統(tǒng)府”事件，逼得孫中山化裝逃往上海。然而，實際情況究竟是什么樣的呢？孫、陳二人為何決裂？炮轟總統(tǒng)府是否真實存在？當時廣州百余平民究竟喪命于誰的火炮之下？將近百年前這迷霧重重的事件，我們努力以尊重歷史的理性態(tài)度，撥開迷霧，展露它的真容。

陳炯明與孫中山因護法運動而開始合作，這里的“法”是指孫中山1912年3月11日實施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

●陳烔明與孫中山

當年的孫中山對陳炯明的品德一直很欣賞，他曾感慨說：“陳炯明不好女色，不要舒服，吃苦儉樸，我也不如。”孫中山還曾以“狼、大、快”三字喻陳炯明的革命作風，粵語“狼”字比喻勇猛進取。

最初被外界知曉的孫、陳二人的分歧是一次選舉。

1921年4月，200多名議員召開非常國會，在孫中山堅持實行記名投票要求下，表決通過了《中華民國政府組織大綱》，大綱規(guī)定了大總統(tǒng)的產(chǎn)生和權限，卻沒有任期。一切政務、軍務、內閣任免等均由大總統(tǒng)一人獨斷，孫中山被選舉為非常大總統(tǒng)。此舉遭到陳炯明的反對。

陳炯明認為，依總統(tǒng)選舉法，總統(tǒng)應由兩院聯(lián)席選出，出席議員至少達到全部的三分之二即580人，才能舉行總統(tǒng)選舉，此時廣州舊國會議員只有200多人，還不夠原眾議院人數(shù)的一半，而且實行記名投票，簡直是在自毀法律！陳炯明質疑道：“這和之前北方毀法，又有什么本質不同？”在北方出現(xiàn)“偽政府”的情況下，在南方“建立偽政府”，用一個不符合法理的“偽政府”去反對另一個同樣不符合法理的“偽政府”，這是非常行不通的，結局只有南北之間將再次陷入戰(zhàn)爭之中。

陳炯明反對孫中山任職，拒絕參加就職典禮。

自此，二人的政見分歧開始明朗化。

但實際上，早在1909年陳炯明加入同盟會之時，二人政見及民主理念的不同就已為日后決裂埋下了隱患。

秀才出身、個性溫和的陳炯明雖加入信奉革命、激進的同盟會，然而與眾多革命黨人不同的是，他的政治抱負是把革命當作一種手段，最終的目的仍然是“建設”，這與以孫中山為代表的大部分同盟會員“革命至上”“革命流血至死”的心態(tài)和主張完全是兩條路。

孫中山是“武力統(tǒng)一派”中徹底的中央集權主義者，他的理想是以領袖權力為核心的大一統(tǒng)。當時孫中山的政治主張是“中央集權”，要以“北伐”這種暴力武力方式來顛覆北洋政府統(tǒng)一中國，成立中央政府。

陳炯明則主張“聯(lián)省自治”，先在廣東搞好民主憲政，仿照美國，建立與其相仿的聯(lián)邦政制，以“南北妥協(xié)”的和平手段來謀求中國永久的統(tǒng)一。這與當時部分學者的觀點是一致的。他們認為，美國的崛起正是因為獨立戰(zhàn)爭后，北美13州脫離英國，經(jīng)過11年高度地方自治的“邦聯(lián)”，進而建立“聯(lián)邦”的這段歷史。這些學者認為，美國的這段歷史為久經(jīng)戰(zhàn)禍、渴望和平統(tǒng)一的中國人提供了一種可行選擇。既然南北政府都無力統(tǒng)一全國，與其南北內戰(zhàn)，不如各省先行自治，之后，再實行聯(lián)省自治。如此，便可以不訴諸武力、民眾免于生靈涂炭而最終實現(xiàn)全國和平統(tǒng)一。

陳炯明一直對聯(lián)省自治非常推崇。1921年2月，他在《建設方略》一文中，詳細闡述了自己的政治見解：“近世以來，國家與人民之關系愈密，則政事愈繁，非如古之循吏可以寬簡為治，一切政事皆與人民有直接之利害，不可不使人民自為謀之。若事事受成于中央，與中央愈近，則與人民愈遠，不但使人民永處于被動之地位，民治未由養(yǎng)成，中央即有為人民謀幸福之誠意，亦未由實現(xiàn)也。”

而孫中山認為，中國剛從清朝封建社會的皇權主義走出，需要的是區(qū)別于皇權主義的“一黨專政”及以“軍政”“訓政”的思想來統(tǒng)一中國。他要求所有黨員要在“絕對服從黨魁”的黨章下簽字，發(fā)誓效忠領袖，他甚至認為人民是“無知可憐”的幼兒，革命黨則是保姆。

他說：“我們建立民國，主權在民，這四萬萬人民就是我們的皇帝，帝民之說，由此而來。這四萬萬皇帝，一來幼稚，二來不能親政。我們革命黨既以武力掃除殘暴，拯救得皇帝于水火之中，保衛(wèi)而訓育之，則民國的根基鞏固，帝民也永賴萬世無疆之休。”

陳炯明認為所有黨員要在“絕對服從黨魁”的黨章下簽字效忠，本質上與封建社會的君臣關系沒有不同，只是君主換成了黨魁而已。

孫中山的“民眾保姆”說，也遭到陳炯明的批評，他認為：“政府把國民當成‘無知可憐’的幼兒，那人民就永遠會是長不大的‘無知可憐’的幼兒，永遠不可能實現(xiàn)民主政治。”

陳炯明對于以自治治理國家有深入的思考和實踐。1909年，他就在家鄉(xiāng)創(chuàng)辦《海豐自治報》，倡導自治才是救中國的唯一良方，同年當選為廣東諮議局議員，開始了其政治生涯。在他從政期間，明確系統(tǒng)地提出“籌辦城鎮(zhèn)鄉(xiāng)地方自治議草案”，建議設立城鎮(zhèn)鄉(xiāng)地方自治研究所，遴選精通政治人員專門研究城鎮(zhèn)鄉(xiāng)自治辦法，推動自治進行。擔任議員期間，他先后提出《革除衙署積弊案》《廢除就地正法案》《籌辦城鎮(zhèn)鄉(xiāng)地方自治案》《禁絕一切賭博案》等切合實際并極具操作性的提案。

正是基于上述長期的政治實踐積累，使得陳炯明可以很輕易地指出孫中山觀點的破綻，并批評道：“訓政之說，尤為失當。此屬君政時代之口吻，不圖黨人襲而用之。民主政治，以人民自治為極則，人民不能自治，或不予以自治機會，專靠官僚為之代治，并且為之教訓，此種官僚政治，文告政治，中國行之數(shù)千年，而未有長足之進步。”

兩人對于“政治”這一詞匯的理解也有較大分歧，用吳佩孚的話來說：“余信政治的要諦在于道德，而孫先生似認為政治是一種技術。”崇尚傳統(tǒng)道德立身的陳炯明寧愿失去權位，也不愿意背棄自己對于民眾的諾言。

對于蘇聯(lián)的態(tài)度，也是兩人產(chǎn)生分歧的重要原因之一。1920年，列寧密使波特波夫，曾經(jīng)專門拜訪當時在中國南部軍事實力最強的陳炯明，表示愿意全力支持他統(tǒng)一中國，但是要放棄外蒙，承認外蒙獨立，并表示蘇俄可將儲存在海參崴的軍械供給粵軍使用，遭到陳炯明嚴詞拒絕。

而孫中山則與蘇聯(lián)一直保持密切聯(lián)絡，陳炯明對此從來不贊成。他認為外交政策的基礎“不在強權而在公理，不在抗爭或報復，而在訴諸國際之間同情及其相互之利益”。

1921年6月，堅持武力統(tǒng)一中國的孫中山任命陳炯明為援桂軍總司令，葉舉為前敵總指揮，開始第二次粵桂戰(zhàn)爭。陳炯明認為此刻中國民眾甚苦，不能再輕易發(fā)動戰(zhàn)爭，且將士疲憊，軍費不足，根本不可能完成北伐，仍然主張先定省憲，再議國憲，先確立民治的基礎，再循序漸進地推進統(tǒng)一。

在遭到陳炯明的消極抵制后，兩人的摩擦不斷升級，以致孫中山憤然表明：“我已立誓不與競存共事。”（競存是陳炯明的字）有傳言說他曾把手槍交給黃大偉，令其刺殺陳炯明。沒有不透風的墻，消息傳到陳炯明那里，兩人的嫌隙于是無法彌補。

在美國國家檔案局于1946年后才公開于世的機密文件中，廣州美國領事報告，1922年4月中旬，因北伐軍入湘不成功，改道攻贛，孫中山在梧州的軍事會議席上，說南方有三人──陳炯明、唐繼堯、趙恒惕──都該受到嚴厲處罰。英國領事亦有同樣的報告。

1922年3月21日，陳炯明的親信、粵軍參謀長鄧鏗從香港公干回省，在廣九車站突然遇刺，兩天后身亡。國民黨官史一向說鄧鏗是被陳炯明暗殺的，但實際上在這關鍵時刻的刺殺者究竟是誰呢？

密切關注局勢發(fā)展的美國副領事在當年4月4日有一份報告說：“關于謀殺鄧鏗的動機，我從外國情報探得兩報告，一說是廣西系所為，另一說是國民黨，以警告陳炯明而下毒手。”英國總領事在4月22日也有一份報告說：“國民黨謀殺陳炯明的參謀長鄧鏗，現(xiàn)已為眾所周知的事實。”

隨后陳炯明因表示無法接受孫中山令其參加北伐，以及不能籌措到500萬元軍費，而被孫中山免去粵軍總司令、廣東省長、內務總長職務，僅保留陸軍總長職。

1922年5月9日，孫中山在韶關大誓三軍，北伐行動如箭在弦。他委任陳炯明的部下葉舉為粵桂邊督辦，試圖以高官誘惑分化陳家軍。葉舉并不領情，卻在10天后突然率領60多營粵軍開入省城，成為廣州城的實際控制者。

當時中國的政治格局是南北兩個政權對峙，孫中山為表明自己“天下為公”的心跡，多次對外界放出話來，只要“獨裁”的北洋政府徐世昌下臺，他也將同時下野。6月2日，北洋總統(tǒng)徐世昌在巨大的壓力之下，宣布辭職。于是一時間，社會各界紛紛致電孫中山和廣州非常國會，呼吁孫中山實現(xiàn)與徐世昌同時下野的宣言，實現(xiàn)國家共和統(tǒng)一，其中蔡元培、胡適、高一涵等200多位名流甚至聯(lián)名要求孫中山下臺。但出乎意料的是，孫中山斷然拒絕辭職。頓時，社會各界大失所望，孫中山的民望迅速下跌。

陳炯明對此也非常反感，他認為“我們之所以一直鬧革命、試圖武力顛覆北洋政府，無非是因為北洋軍閥廢掉了《臨時約法》、蹂躪了民主憲政，現(xiàn)在既然《臨時約法》已經(jīng)恢復了，我們自然也就不必造反了”。盡管北洋政府幾乎同時宣布實施孫中山堅持恢復的《臨時約法》，孫中山的護法運動應該宣告成功了，但孫中山仍然不顧陳炯明的反對，堅持要通過軍事北伐，暴力推翻北洋政府。

在兩人矛盾一觸即發(fā)的時候，孫中山警告粵軍幾個下級官員說：“告訴你們的長官，不要以為據(jù)守白云山，便可胡作非為，我立刻上永豐艦，升火駛入東江射擊你們，連你們的根據(jù)地也一并鏟除！現(xiàn)在東江水漲，永豐炮艦可以直行駛入陳炯明的老巢！”

在此情況下，6月15日深夜，粵軍高級將領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武力驅逐孫中山下臺。陳炯明聽聞后，立即派秘書帶著他的親筆信勸葉舉他們千萬別輕舉妄動。信中說：如果孫中山出兵北伐大獲全勝，大家都會有好處；如果失敗了，我還可以以陸軍部長身份將部隊調返東江，收拾殘局。葉舉當著陳炯明秘書的面將信擲落地上，說陳炯明書生之見不知軍事，并讓人轉告陳炯明，事情已箭在弦上不容不發(fā)。陳炯明收到回復后，據(jù)說一怒之下打碎茶杯。

6月16日凌晨，葉舉開始行動。他們提出的要求，與蔡元培等社會名流所提出的相同，就是請孫中山兌現(xiàn)他與徐世昌一齊下臺的諾言，并非想致孫中山于死地，所以在開炮前讓人打電話向孫透露了消息，讓其趕快逃跑。孫中山離府后，粵軍圍攻總統(tǒng)府，守軍拒不投降，就開了三響土炮，以作威懾。孫中山登上永豐艦，宣布和叛軍開戰(zhàn)。根據(jù)當年香港中英文報紙報道和英、美兩國外交官的相關記載，1922年6月17日，孫中山以海軍大炮炮轟廣州。

當時海軍采取軍事行動必須得到海軍司令的命令，由于沒有海軍司令的下令，在孫中山下令放炮后，一時沒有士兵敢動手，孫中山氣急之下，索性自己動手親自發(fā)炮，“孫大炮”由此得名。孫中山炮擊廣州后，胡適曾批評說：“遠處失了全國的人心，近處失了廣東的人心。孫氏還要依靠海軍，用炮擊廣州城的話來威嚇廣州的人們，遂不能免這一次的失敗。”在遭到社會輿論的批評后，孫中山只好于8月9日乘英國炮艦離開廣州，避入上海法租界。

近年來，多位歷史學家研究，“六一六事件”發(fā)生之時，陳炯明絕對不是主謀。孫中山炮轟廣州后，陳炯明還禁止部下組織大規(guī)模的反擊，讓孫中山安全離粵，實際上救了孫中山。

陳炯明與孫中山公開決裂后，吳稚暉、汪精衛(wèi)等人還一度曾想讓他們破鏡重圓，孫中山念及舊情，又是用人之際，便說“如他肯寫悔過書，可不究既往”，當說客把孫中山的意思轉達陳炯明后，陳炯明當即斷然拒絕，認為自己沒有錯誤，“無過可悔”。

由于國民黨后來統(tǒng)一了中國，因此陳炯明在很長一段時期內被視為叛逆者，以至于現(xiàn)在還有很多人以為，陳炯明是靠孫中山起家的，陳趕走孫不地道。實際上，辛亥革命前，陳炯明就是廣東省諮議局議員，其同盟會身份是秘密的，談不上跟隨孫文革命。孫文是海外革命家，十六年未踏入中國半步，如何跟隨？陳炯明辛亥年組建循軍，成為廣東都督實至名歸，孫中山和陳炯明的合作實為孫依附陳，而非陳依附孫，或者說兩人結成聯(lián)盟互相依附。孫中山在中國廣州自任非常大總統(tǒng)，外界很少支持和承認，當時給孫中山撐腰的最重要的地方實力派就是陳炯明將軍。

關于孫、陳之爭，在陳炯明死的時候，國學大師章太炎寫了一篇墓志銘，可作為兩人關系惡化原因的參考。他說在民國六年的時候，孫中山開始自稱大元帥，很快被趕走了，退居上海，后來聽說陳炯明勝利了，就又回來了。由此可見陳炯明并不是依附于孫中山的。

孫中山靠陳炯明打天下，陳炯明幫孫中山撐起了南方政權。

如果孫、陳二人生前有一出“將相和”，那段歷史固然是皆大歡喜的結局，中國近代歷史也許會重寫。

但是，道不同不相與謀。真正有著堅定政治理想的仁人志士，絕不會因為個人交情而放棄自己追求的真理。

1925年孫中山在北京病逝。陳炯明親擬了一副挽聯(lián)：“唯英雄能生人殺人，功首罪魁，留得千秋青史在；與故交曾一戰(zhàn)再戰(zhàn)，私情公誼，全憑一寸赤心知。”恩怨功過全由后人評說。

對孫、陳二人孜孜以求的政治理想，誰優(yōu)誰劣，誰是誰非，自有歷史評說。不過，陳炯明赴湯蹈火的努力最終卻以慘淡失敗謝幕，而孫中山發(fā)動的北伐破壞了南北妥協(xié)，失去了一次和平統(tǒng)一中國的大好機會，也撲滅了各地民主治理熱潮及剛剛建立起來的民主體制。這對陳炯明個人來說是悲劇，對國家、民族來說，何嘗不是一大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