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碟店找一部老片，老板娘看我們尋尋覓覓，丟過來一張《紅高粱》，追加一句：就兩天，賣忒幾十張！
　　
　　我看老板娘有點得意，就跟她掉書袋：咋不搞個莫言電影集，一道賣《幸福時光》啊《暖》啊？沒想到老板娘看看我，指了指收銀機邊上的一個小廣告：莫言電影全集明天到貨！
　　
　　我無語了。老板娘于是更加得意，評論說，不過總歸是《紅高粱》最好賣！轉身，她跟另一個顧客推薦：割頭皮！嚇死人！
　　
　　顧客拿下《紅高粱》，問，那有《檀香刑》嗎？我正要笑，老板娘很熟練地丟給他一張《滿清十大酷刑》，一邊說：這個比《檀香刑》厲害，快賣光了。我看老板娘的手勢和腔調，知道《滿清十大酷刑》這幾天也暢銷著。
　　
　　靠著莫言得獎，逐日蕭條的碟片店有了點生機，連老板娘的發型都變了，一時間，我對文學的理解都跟著變了。《檀香刑》被嫁接到《滿清十大酷刑》，雖然有點像冷笑話，但是，在草根的人生里，當我們談論莫言的時候，怎么會去談他的文案他的語法他的主義呢？我們談的，一定是具體的豐乳，具體的肥臀；換句話說，在生活的邏輯趣味里，《檀香刑》就是靠《滿清十大酷刑》去激活的。
　　
　　說到這個，倒讓我想起麥克尤恩的最新小說《追日》了。
　　
　　《追日》的主人公別爾德也是個諾貝爾獎得主，在他身心都逐漸變得老邁的時刻，漂亮的第五任太太給他戴上了不止一頂綠帽子。然后，小說出現了上海小報式的一個場面，別爾德意外地和自己的學生情敵相逢，而后者卻因為一次純物理的失足丟了性命。故事至此急轉直下，用譯者黃昱寧的話說，別爾德本來大勢已去的人生棋局卻因此被盤活。
　　
　　對于已經跨入經典行列作為莎士比亞、簡·奧斯汀后代的麥克尤恩來說，這部小說的某些情節可能顯得有點低級趣味，不過，麥克尤恩作為“國民作家”，他的彈性應該就在這里了，所謂，最低級即最高級。
　　
　　事實上，也是在這個意義上，對于“莫言”被酒商房地產商征用為廣告，我覺得，說到底，諾貝爾也借著莫言做了個超級大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