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嬰詩

韓嬰詩

【原文】

《前漢書·儒林傳》敘《詩》云：漢書，申公作《魯詩》，后蒼作《齊詩》，韓嬰作《韓詩》。又云：申公為《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嬰為文帝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推詩人之意，作《外傳》數(shù)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武帝時，與董仲舒論于上前，精悍分明，仲舒不能難。其后韓氏有王吉、食子公、長孫順之學。藝文志，韓家詩經(jīng)二十八卷，韓故三十六卷，內(nèi)傳四卷，外傳六卷，韓說四十一卷。今惟存外傳十卷。慶歷中，將作監(jiān)主簿李用章序之，命工刊刻于杭，其末又題云：“蒙文相公改正三千余字。”予家有其書，讀首卷第二章，曰：“孔子南游適楚，至于阿谷，有處子佩瑱而浣者。”孔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抽觴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子貢曰：“吾將南之楚，逢天暑，愿乞一飲以表我心。”婦人對曰：“阿谷之水流而趨海，欲飲則飲，何問婦人乎？”受子貢觴，迎流而挹之，置之沙上，曰：“禮固不親授。”孔子抽琴去其軫，子貢往請調(diào)其音。婦人曰：“吾五音不知，安能調(diào)琴？”孔子抽絺绤五兩以授子貢，子貢曰：“吾不敢以當子身，敢置之水浦。”婦人曰：“子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去，今竊有狂夫守之者矣。”詩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觀此章，乃謂孔子見處女而教子貢以微詞三挑之，以是說詩，可乎？其謬戾甚矣，他亦無足言。

【譯文】

《前漢書·儒林傳》敘述《詩經(jīng)》說：漢朝盛興后，申公著《魯詩》，后蒼著《齊詩》，韓嬰著《韓詩》。又說：申公為《詩經(jīng)》作注釋。而齊國的轅固、燕國的韓生都為《詩經(jīng)》作傳，或者取材于《春秋》，或者取材于雜家之說，都不是原來的本義，只有《魯詩》與本義最為接近。韓嬰在文帝時期是博士，景帝時官職升至常山太傅，推測詩人的用意，作《外傳》數(shù)萬言，其中的語句許多與齊、魯間所流傳的有不同之處，但大意基本一致。武帝時，韓嬰與董仲舒同于武帝面前談論《詩經(jīng)》，韓嬰的見解精確明白，董仲舒不能問難。其后韓嬰弟子有王吉、食子公、長孫順等人。《漢書·藝文志》載《韓家詩經(jīng)》二十八卷，《韓故》三十六卷，《韓詩內(nèi)傳》四卷，《韓詩外傳》六卷，《韓說》四十一卷。如今只存下《外傳》十卷。宋仁宗慶歷期間，將作監(jiān)主簿李用章為之作序，并派工匠把它刻在杭州，在后面又題道：“蒙文相公改正三千余字。”我家藏有此書，讀第一卷第二章，寫道：“孔子南游至楚國，到了阿谷這個地方，看見有一年青姑娘佩戴著塞耳的玉，正在洗衣服。孔子問道：‘這位婦人，我可以與你說幾句話嗎？’拿一個酒杯給子貢，說：‘有禮貌地與她說話。’子貢說：‘我將去南邊的楚國，恰逢天氣炎熱，請讓我飲一杯水以解除我的炎熱的心情。’婦人回答說：‘阿谷的水流向大海，想飲就飲，何必問我呢？’接過子貢的酒杯，迎逆流盛了一杯水，放在沙石上，說：‘禮，我不能親手遞給你。’孔子拿出琴，扭動琴軸，子貢請她去調(diào)音。婦人說：‘我不懂五音，怎能調(diào)琴？’孔子拿出粗細葛布五兩給子貢，子貢說：‘我不敢把這親手交給你，只好放在水旁。’婦人說：‘我年紀很輕，怎敢接受你的饋贈，您不早點離開，擔心有勇悍而不講情面的人突然出現(xiàn)呀！'《詩經(jīng)》說：‘南方有喬木，下面不可以休息。漢水有游水之女，不可以求得。’就是說這件事。”讀這一章，是說孔子看見處女而教子貢以婉轉(zhuǎn)巧妙的話去再三挑逗她，這樣來解釋《詩經(jīng)》，可以嗎？這是非常荒誕的，其他的也不值一談。

【評析】

《詩經(jīng)》是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大約五百多年的詩歌。據(jù)說原有古詩3000篇，孔子根據(jù)禮義的標準編選了其中300篇，整理出了《詩經(jīng)》。唐代孔穎達、宋代朱熹等對此說均持懷疑態(tài)度。《左傳》中記載孔子不到10歲時就有了定型的《詩經(jīng)》，公元前544年魯樂工為吳公子季札所奏的風詩次序與今本《詩經(jīng)》基本相同。現(xiàn)在通常認為《詩經(jīng)》為各諸侯國協(xié)助周朝朝廷采集，之后由史官和樂師編纂整理而成。孔子也參與了這個整理的過程。漢初傳授《詩經(jīng)》學的共有四個學派：齊之轅固生，魯之申培，燕之韓嬰，趙之毛亨、毛萇，簡稱齊詩、魯詩、韓詩和毛詩。齊、魯、韓三家屬今文經(jīng)學，是官方承認的學派；毛詩屬古文經(jīng)學，是民間學派。但到了東漢以后，毛詩反而日漸興盛，并為官方所承認；前三家則逐漸衰落，到南宋就完全失傳了。今天我們看到的《詩經(jīng)》，就是毛詩一派的傳本。洪邁記載了韓詩中的部分內(nèi)容，是《國風·周南·漢廣》，并評價韓嬰對這首詩的解釋是荒誕不經(jīng)的。其實對于古代著作，注釋者往往無法脫離自己的既定立場。比如《詩經(jīng)》中第一首《關(guān)雎》，明顯是描寫男子追求女子的戀愛之詩，可毛詩卻說其贊頌的是“后妃之德”。董仲舒說過“詩無達詁”，意謂對《詩經(jīng)》沒有通達的或一成不變的解釋，因時因人而有歧義。當然，像韓嬰那樣編故事就太過荒唐，難怪它失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