掘發(fā)人性

羅　蓀

E.史登別格在《國際文學(xué)》一月號上寫的一篇紀(jì)念魯迅的文章中說：“魯迅是老練地解剖中國鄉(xiāng)村社會關(guān)系的本質(zhì)而給予生活、習(xí)慣、道德的真實描寫。阿Q之成為中國文學(xué)里最普遍的形象并不是偶然的。”這是不錯的，正因為魯迅發(fā)掘了真正中國人民的人性，剖解了這個老中國的國民性，展示給我們看了——這末一幅阿Q相，這末一個阿Q精神。自然，有些人惱怒了，有些人笑笑就算了。而更聰敏的卻是一種變戲法的手段，那就是有一個時期所宣傳的阿Q精神的被槍決。實際上，這個“人性”仍然活在我們的土地上。被槍決是另外一種。我說的這另外一種，也確乎渺小，但也頗有傷于體面的。我很清楚的記得民國二十四年的北平，氣焰已然很高的敵人曾經(jīng)強迫我們把掛在鼓樓上的一塊匾摘了下來，這塊匾上寫著“明恥樓”①三個字。嗯，誰都知道那時候的華北是怎樣的情形吧，“明恥”怎末能成呢。但是連這種欺騙的慰藉方法也不準(zhǔn)存在的時候，我們不是又看見了水龍和大刀么·雖不免有傷于體面，而那威嚴(yán)卻仍然在的。然而，阿Q精神卻實實在在還活著。魯迅的許多雜文，是幫助我們發(fā)掘中國人性的寶庫。在《忽然想到之四》中，他說：“其實這些人是一類，都是伶俐人，也都明白：中國雖完，自己的精神是不會完的，——因為都能變出合式的態(tài)度來。倘有不信，請看清朝的漢人所做的頌揚武功的文章去，開口‘大兵’，閉口‘我軍’，你能料到被這‘大兵’、‘我軍’所屠殺的就是漢人自己么·你將以為漢人帶了兵將別一種什么野蠻腐敗民族殲滅了。”又說：“然而這一流人是永遠勝利的，大約也將永久存在。在中國，惟他們最適于生存，而他們生存著的時候，中國便永遠免不掉反覆著它的命運。”這一流“永遠勝利”著的人，不是到今天還活神活現(xiàn)的在我們眼前擺著“威風(fēng)”么·他們不但有一套“安天知命”的哲學(xué)，他們更有一套“適于生存”的方法，那就是投機。這就是“中國雖完，他們?nèi)匀徊煌甑摹保驗樗麄冞€有新的“主子”，新的“我軍”。而且，他們更多有一套“反來覆去”的戲法，只要“適于生存”，今天去了，明天又回來;今天稱“逆”，明天仍然可以稱為“氏”的。這不是只有他們才是“永遠勝利”著嗎·這是一。還有，魯迅在一篇通訊中解釋了所謂“聽天任命”，所謂“中庸”，并不僅僅是人的惰性，“其實是卑怯”。他說：“遇見強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這些話來粉飾，聊以自慰。所以中國人倘有權(quán)力，看見別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數(shù)’作他護符②的時候，多是兇殘橫恣，宛然一個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滿口‘中庸’時，乃是勢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時候了。一到全敗，則又有‘命運’來做話柄，縱為奴隸，也處之泰然，但又無往而不合于圣道。”這正是“卑怯”的一種最好的解釋，“命運”和“中庸”恰恰是欺人騙自己的一種“慰藉”，也就是“精神勝利”的一種。我們不是常常看見一些人物，縱做奴隸，也還有一篇洋洋灑灑的宣言。倒并非是不甘寂寞，而是表示自己的“勝利”的存在。縱為“奴隸”，也還有個“總管”的地位。這一幅“奴才相”，不僅是“注定的命運”，而是早已是“老家法”了。這是二。還有，那就是“暴君”和“奴才”可以同時薈萃于一身，所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奴隸總管正是。魯迅在《忽然想到之七》中說：“他們是羊，同時也是兇獸;但遇見比他更兇的兇獸時便現(xiàn)羊樣，遇見比他更弱的羊時便現(xiàn)兇獸樣。”這是卑怯的人性，這是“奴才暴君”的本相。不是阿Q當(dāng)趙老太爺怕起革命的時候，也曾幻想著對于仇敵們的報復(fù)么·但是那種“兇獸樣的羊”一經(jīng)幻滅，立刻就是更加懦弱而可憐的羊了。這是三。凡這些，都是蒙住人性的假面，雖是卑怯，卻要裝出勇敢相來，雖是奴隸，卻要扮做總管模樣，真話，實相便漸漸少下去，剩下來的是好聽的假話，好看的假面。魯迅揭了它，還它以原相。為什么魯迅要一再的說，中國的得救，“只好先行暴君各樣的劣點，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來。”要“對手如兇獸時就如兇獸，對手如羊時就如羊”，這就是要有中國的真正的人性，要發(fā)掘那卑怯的，丑陋的，自私的人性;暴露那擺在表面的好看的假面。而要有能敢說、敢笑、敢怒、敢罵、敢打的勇于正視生活的人性。只有這樣，才能把阿Q精神從我們中間掃除掉;只有這樣，才能撕毀被“老法子”沿下來的一幅面團團相;只有這樣，才能換上新的胚胎;只有這樣，才能有中國的真正健康的人性。

作于1940年10月15日選自1943年版《小雨點》

〔注釋〕　①明恥樓：即明永樂十八年(1420年)營建的北京鐘鼓樓。據(jù)談遷《北游錄》記載，清順治十一年(1654年)二樓毀于火災(zāi)，乾隆時重建，嘉慶五年(1800年)重修。1900年，八國聯(lián)軍入侵京師時，鐘鼓樓上文物遭到了破壞，建筑幸免于毀。1923年將鼓樓改為明恥樓，第二年復(fù)改為齊政樓。1957年鐘鼓樓被列為北京市級文物保護單位。1996年，鐘鼓樓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②護符：一種佩飾，被認為對佩戴他的主人有神奇的保護力量。〔鑒賞〕　魯迅的小說《阿Q正傳》揭開了人性中軟弱、狡詐和勢利眼的一面，阿Q這個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類本性的一個側(cè)面。在阿Q身上，暴露出中國病態(tài)的國民性，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統(tǒng)治下中國人卑瑣情狀的縮影。如果說，魯迅這篇小說是暗示性的，那么他的雜文對中國人身上的阿Q精神就直截了當(dāng)，毫不客氣，大加筆伐了。

1928年有人撰文，說阿Q時代已經(jīng)死去，它沒有代表現(xiàn)代的可能，把阿Q的形骸與精神一同埋葬了罷!羅蓀的《掘發(fā)人性》寫于1940年，他明確指出：“實際上，這個‘人性’仍然活在我們的土地上。”當(dāng)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肆無忌憚地蹂躪中國大地的時候，中國人甚至連做阿Q的顏面都沒有。1935年的北平，氣焰囂張的敵人強迫中國人把掛在鼓樓上標(biāo)有“明恥樓”的匾摘下，中國人知恥的精神慰藉方式也被剝奪了。這就是“阿Q精神的被槍決”。中國人只允許在“水龍和大刀”之下，老老實實做侵略者的順民。這是何等悲哀!更為可怕的是，“阿Q精神卻實實在在還活著”。這是作者對國人的當(dāng)頭棒喝，是對國人靈魂的警醒。在我國現(xiàn)代文學(xué)史上，羅蓀是一位積極投身抗戰(zhàn)的愛國作家和文化戰(zhàn)線上的斗士。在他看來，魯迅的許多雜文，就是“幫助我們發(fā)掘中國人性的寶庫”，沒有過時。他從魯迅所開列的一些社會現(xiàn)象，加之他自己對現(xiàn)實的觀察和思索，對國人的人性中仍然存在的阿Q精神給予痛心疾首的揭露、嘲諷和批判，揭示了改造阿Q精神的艱巨性和長期性，并呼喚“中國的真正健康的人性”，因而顯得意味凝重、深長。文中舉出當(dāng)時社會中仍然存在的阿Q精神的三種表現(xiàn)。其一，善于見風(fēng)使舵，在任何處境中都能夠像“變色龍”，伶俐活潑，趨時附勢，自鳴“永遠勝利”。城頭變幻大王旗，對他們來說根本無所謂，他們早已謀算，只等拿出表演技能，不論是非，可以應(yīng)變，玩“反來覆去”的戲法，去適應(yīng)新的主子，去干傷天害理的壞事。那些人揮舞對著自己國人的屠刀，“活神活現(xiàn)的在我們眼前擺著‘威風(fēng)’”。“他們不但有一套‘安天知命’的哲學(xué)，他們更有一套‘適于生存’的方法，那就是投機。”其二，以“聽天任命”，滿口“中庸”、“命運”為自己的卑怯行為辯解。既騙人，又騙己，也是“精神勝利”之一種。這種人縱然做了奴隸，“也還有一篇洋洋灑灑的宣言。倒并非是不甘寂寞，而是表示自己的‘勝利’的存在”。其三，暗喜于縱然是奴隸，還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奴隸總管，露出洋洋得意的“奴才暴君”的本相。畢竟手中有權(quán)，管著眾多奴隸，是可榮耀的。在他們眼里，這樣的位置還是有社會地位的，有體面的，故欣欣然也。這也是魯迅曾刻畫過的人，見著比他更兇的便現(xiàn)出羊貌，見著比他更弱的便現(xiàn)出兇獸貌。故羅蓀說：“但是那種‘兇獸樣的羊’一經(jīng)幻滅，立刻就是更加懦弱而可憐的羊了。”這些是典型的阿Q精神的再現(xiàn)。魯迅之所以一再說，要“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來”，就是提倡要有光明磊落的真正的人性。羅蓀忠實地繼承了魯迅的主張：“要發(fā)掘那卑怯的，丑陋的，自私的人性;暴露那擺在表面的好看的假面。而要有能敢說、敢笑、敢怒、敢罵、敢打的勇于正視生活的人性。”今天人們早已告別了那個黑暗的時代，但腐朽的東西依然存在，封建主義的幽靈沒有完全消失，而且會穿上新衣，打扮得很美麗。作為個人，對社會進步應(yīng)當(dāng)擔(dān)負起社會責(zé)任。盡管一己之力微不足道，也要正視社會現(xiàn)實，思考如何挺起脊梁骨，堂堂正正地做人，敢于向生活中負面的東西、荒謬的現(xiàn)象宣戰(zhàn)，以誠實的努力，伸張正義，表現(xiàn)自己的喜怒哀樂。唯利是圖，蠅營狗茍，一切向錢看，或卑瑣委頓，見風(fēng)使舵，或安于現(xiàn)狀，不思進取，是戕害、腐蝕人心的一副毒藥。時代的進步，促使人們思考如何正視社會和自身的不足，從自身做起，自省自勵，發(fā)掘人性中健康向上的東西。讓新的健壯的胚胎生長起來，增強自我提升的能力。這對于社會的揚善懲惡，有著積極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