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忘卻的記念

一

我早已想寫一點文字，來記念幾個青年的作家。這并非為了別的，只因為兩年以來，悲憤總時時來襲擊我的心，至今沒有停止，我很想借此算是竦身一搖，將悲哀擺脫，給自己輕松一下，照直說，就是我倒要將他們忘卻了。

兩年前的此時，即一九三一年的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是我們的五個青年作家同時遇害的時候。當時上海的報章都不敢載這件事，或者也許是不愿，或不屑載這件事，只在《文藝新聞》上有一點隱約其辭的文章。那第十一期（五月二十五日）里，有一篇林莽先生作的《白莽印象記》，中間說：

“他做了好些詩，又譯過匈牙利詩人彼得斐的幾首詩，當時的《奔流》的編輯者魯迅接到了他的投稿，便來信要和他會面，但他卻是不愿見名人的人，結(jié)果是魯迅自己跑來找他，竭力鼓勵他作文學(xué)的工作，但他終于不能坐在亭子間里寫，又去跑他的路了。不久，他又一次的被了捕?！?/p>

這里所說的我們的事情其實是不確的。白莽并沒有這么高慢，他曾經(jīng)到過我的寓所來，但也不是因為我要求和他會面；我也沒有這么高慢，對于一位素不相識的投稿者，會輕率地寫信去叫他。我們相見的原因很平常，那時他所投的是從德文譯出的《彼得斐傳》，我就發(fā)信去討原文，原文是載在詩集前面的，郵寄不便，他就親自送來了?？慈ナ且粋€二十多歲的青年，面貌很端正，顏色是黑黑的，當時的談話我已經(jīng)忘卻，只記得他自說姓徐，象山人；我問他為什么代你收信的女士是這么一個怪名字（怎么怪法，現(xiàn)在也忘卻了），他說她就喜歡起得這么怪，羅曼諦克，自己也有些和她不大對勁了。就只剩了這一點。

夜里，我將譯文和原文粗粗地對了一遍，知道除幾處誤譯之外，還有一個故意的曲譯。他像是不喜歡“國民詩人”這個字的，都改成“民眾詩人”了。第二天又接到他一封來信，說很悔和我相見，他的話多，我的話少，又冷，好像受了一種威壓似的。我便寫一封回信去解釋，說初次相會，說話不多，也是人之常情，并且告訴他不應(yīng)該由自己的愛憎，將原文改變。因為他的原書留在我這里了，就將我所藏的兩本集子送給他，問他可能再譯幾首詩，以供讀者的參看。他果然譯了幾首，自己拿來了，我們就談得比第一回多一些。這傳和詩，后來就都登在《奔流》第二卷第五本，即最末的一本里。

我們第三次相見，我記得是在一個熱天。有人打門了，我去開門時，來的就是白莽，卻穿著一件厚棉袍，汗流滿面，彼此都不禁失笑。這時他才告訴我他是一個革命者，剛由被捕而釋出，衣服和書籍全被沒收了，連我送他的那兩本；身上的袍子是從朋友那里借來的，沒有夾衫，而必須穿長衣，所以只好這么出汗。我想，這大約就是林莽先生說的“又一次的被了捕”的那一次了。

我很欣幸他的得釋，就趕緊付給稿費，使他可以買一件夾衫，但一面又很為我的那兩本書痛惜：落在捕房的手里，真是明珠投暗了。那兩本書，原是極平常的，一本散文，一本詩集，據(jù)德文譯者說，這是他搜集起來的，雖在匈牙利本國，也還沒有這么完全的本子，然而印在《萊克朗氏萬有文庫》（Reclams Universal-Bibliothek）中，倘在德國，就隨處可得，也值不到一元錢。不過在我是一種寶貝，因為這是三十年前，正當我熱愛彼得斐的時候，特地托丸善書店從德國去買來的，那時還恐怕因為書極便宜，店員不肯經(jīng)手，開口時非常惴惴。后來大抵帶在身邊，只是情隨事遷，已沒有翻譯的意思了，這回便決計送給這也如我的那時一樣，熱愛彼得斐的詩的青年，算是給它尋得了一個好著落。所以還鄭重其事，托柔石親自送去的。誰料竟會落在“三道頭”之類的手里的呢，這豈不冤枉！

二

我的絕不邀投稿者相見，其實也并不完全因為謙虛，其中含著省事的分子也不少。由于歷來的經(jīng)驗，我知道青年們，尤其是文學(xué)青年們，十之九是感覺很敏，自尊心也很旺盛的，一不小心，極容易得到誤解，所以倒是故意回避的時候多。見面尚且怕，更不必說敢有托付了。但那時我在上海，也有一個惟一的不但敢于隨便談笑，而且還敢于托他辦點私事的人，那就是送書去給白莽的柔石。

我和柔石最初的相見，不知道是何時，在哪里。他仿佛說過，曾在北京聽過我的講義，那么，當在八九年之前了。我也忘記了在上海怎么來往起來，總之，他那時住在景云里，離我的寓所不過四五家門面，不知怎么一來，就來往起來了。大約最初的一回他就告訴我是姓趙，名平復(fù)。但他又曾談起他家鄉(xiāng)的豪紳的氣焰之盛，說是有一個紳士，以為他的名字好，要給兒子用，叫他不要用這名字了。所以我疑心他的原名是“平福”，平穩(wěn)而有福，才正中鄉(xiāng)紳的意，對于“復(fù)”字卻未必有這么熱心。他的家鄉(xiāng)，是臺州的寧海，這只要一看他那臺州式的硬氣就知道，而且頗有點迂，有時會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覺得好像也有些這模樣的。

他躲在寓里弄文學(xué)，也創(chuàng)作，也翻譯，我們往來了許多日，說得投合起來了，于是另外約定了幾個同意的青年，設(shè)立朝華社。目的是在紹介東歐和北歐的文學(xué)，輸入外國的版畫，因為我們都以為應(yīng)該來扶植一點剛健質(zhì)樸的文藝。接著就印《朝花旬刊》，印《近代世界短篇小說集》，印《藝苑朝華》，算都在循著這條線，只有其中的一本《蕗谷虹兒畫選》，是為了掃蕩上海灘上的“藝術(shù)家”，即戳穿葉靈鳳這紙老虎而印的。

然而柔石自己沒有錢，他借了二百多塊錢來做印本。除買紙之外，大部分的稿子和雜務(wù)都是歸他做，如跑印刷局，制圖，校字之類?？墒峭蝗缫?，說起來皺著眉頭?？此f作品，都很有悲觀的氣息，但實際上并不然，他相信人們是好的。我有時談到人會怎樣的騙人，怎樣的賣友，怎樣的吮血，他就前額亮晶晶的，驚疑地圓睜了近視的眼睛，抗議道：“會這樣的么？——不至于此罷？……”

不過朝花社不久就倒閉了，我也不想說清其中的原因，總之是柔石的理想的頭，先碰了一個大釘子，力氣固然白化，此外還得去借一百塊錢來付紙賬。后來他對于我那“人心惟危”說的懷疑減少了，有時也嘆息道：“真會這樣的么？……”但是，他仍然相信人們是好的。

他于是一面將自己所應(yīng)得的朝花社的殘書送到明日書店和光華書局去，希望還能夠收回幾文錢，一面就拼命地譯書，準備還借款，這就是賣給商務(wù)印書館的《丹麥短篇小說集》和戈理基作的長篇小說《阿爾泰莫諾夫之事業(yè)》。但我想，這些譯稿，也許去年已被兵火燒掉了。

他的迂漸漸的改變起來，終于也敢和女性的同鄉(xiāng)或朋友一同去走路了，但那距離，卻至少總有三四尺的。這方法很不好，有時我在路上遇見他，只要在相距三四尺前后或左右有一個年輕漂亮的女人，我便會疑心就是他的朋友。但他和我一同走路的時候，可就走得近了，簡直是扶住我，因為怕我被汽車或電車撞死；我這面也為他近視而又要照顧別人擔心，大家都蒼皇失措地愁一路，所以倘不是萬不得已，我是不大和他一同出去的，我實在看得他吃力，因而自己也吃力。

無論從舊道德，從新道德，只要是損己利人的，他就挑選上，自己背起來。

他終于決定地改變了，有一回，曾經(jīng)明白地告訴我，此后應(yīng)該轉(zhuǎn)換作品的內(nèi)容和形式。我說：這怕難罷，譬如使慣了刀的，這回要他耍棍，怎么能行呢？他簡潔地答道：只要學(xué)起來！

他說的并不是空話，真也在從新學(xué)起來了，其時他曾經(jīng)帶了一個朋友來訪我，那就是馮鏗女士。談了一些天，我對于她終于很隔膜，我疑心她有點羅曼諦克，急于事功；我又疑心柔石的近來要做大部的小說，是發(fā)源于她的主張的。但我又疑心我自己，也許是柔石的先前的斬釘截鐵的回答，正中了我那其實是偷懶的主張的傷疤，所以不自覺地遷怒到她身上去了。——我其實也并不比我所怕見的神經(jīng)過敏而自尊的文學(xué)青年高明。

她的體質(zhì)是弱的，也并不美麗。

三

直到左翼作家聯(lián)盟成立之后，我才知道我所認識的白莽，就是在《拓荒者》上做詩的殷夫。有一次大會時，我便帶了一本德譯的，一個美國的新聞記者所做的中國游記去送他，這不過以為他可以由此練習德文，另外并無深意。然而他沒有來。我只得又托了柔石。

但不久，他們竟一同被捕，我的那一本書，又被沒收，落在“三道頭”之類的手里了。

四

明日書店要出一種期刊，請柔石去做編輯，他答應(yīng)了；書店還想印我的譯著，托他來問版稅的辦法，我便將我和北新書局所訂的合同，抄了一份交給他，他向衣袋里一塞，匆匆地走了。其時是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六日的夜間，而不料這一去，竟就是我和他相見的末一回，竟就是我們的永訣。

第二天，他就在一個會場上被捕了，衣袋里還藏著我那印書的合同，聽說官廳因此正在找尋我。印書的合同，是明明白白的，但我不愿意到那些不明不白的地方去辯解。記得《說岳全傳》里講過一個高僧，當追捕的差役剛到寺門之前，他就“坐化”了，還留下什么“何立從東來，我向西方走”的偈子。這是奴隸所幻想的脫離苦海的惟一的好方法，“劍俠”盼不到，最自在的惟此而已。我不是高僧，沒有涅槃的自由，卻還有生之留戀，我于是就逃走。

這一夜，我燒掉了朋友們的舊信札，就和女人抱著孩子走在一個客棧里。不幾天，即聽得外面紛紛傳我被捕，或是被殺了，柔石的消息卻很少。有的說，他曾經(jīng)被巡捕帶到明日書店里，問是否是編輯；有的說，他曾經(jīng)被巡捕帶往北新書局去，問是否是柔石，手上上了銬，可見案情是重的。但怎樣的案情，卻誰也不明白。

他在囚系中，我見過兩次他寫給同鄉(xiāng)的信，第一回是這樣的：

“我與三十五位同犯（七個女的）于昨日到龍華。并于昨夜上了鐐，開政治犯從未上鐐之紀錄。此案累及太大，我一時恐難出獄，書店事望兄為我代辦之。現(xiàn)亦好，且跟殷夫兄學(xué)德文，此事可告周先生；望周先生勿念，我等未受刑。捕房和公安局，幾次問周先生地址，但我哪里知道。諸望勿念。祝好！

趙少雄一月二十四日?！?/p>

以上正面。

“洋鐵飯碗，要二三只

如不能見面，可將東西

望轉(zhuǎn)交趙少雄”

以上背面。

他的心情并未改變，想學(xué)德文，更加努力；也仍在記念我，像在馬路上行走時候一般。但他信里有些話是錯誤的，政治犯而上鐐，并非從他們開始，但他向來看得官場還太高，以為文明至今，到他們才開始了嚴酷。其實是不然的。果然，第二封信就很不同，措詞非常慘苦，且說馮女士的面目都浮腫了，可惜我沒有抄下這封信。其時傳說也更加紛繁，說他可以贖出的也有，說他已經(jīng)解往南京的也有，毫無確信；而用函電來探問我的消息的也多起來，連母親在北京也急得生病了，我只得一一發(fā)信去更正，這樣的大約有二十天。

天氣愈冷了，我不知道柔石在那里有被褥不？我們是有的。洋鐵碗可曾收到了沒有？……但忽然得到一個可靠的消息，說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于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龍華警備司令部被槍斃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彈。

原來如此！……

在一個深夜里，我站在客棧的院子中，周圍是堆著的破爛的什物；人們都睡覺了，連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國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憤中沉靜下去了，然而積習卻從沉靜中抬起頭來，湊成了這樣的幾句：

慣于長夜過春時，挈婦將雛鬢有絲。

夢里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

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

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

但末二句，后來不確了，我終于將這寫給了一個日本的歌人。

可是在中國，那時是確無寫處的，禁錮得比罐頭還嚴密。我記得柔石在年底曾回故鄉(xiāng)，住了好些時，到上海后很受朋友的責備。他悲憤地對我說，他的母親雙眼已經(jīng)失明了，要他多住幾天，他怎么能夠就走呢？我知道這失明的母親的眷眷的心，柔石的拳拳的心。當《北斗》創(chuàng)刊時，我就想寫一點關(guān)于柔石的文章，然而不能夠，只得選了一幅珂勒惠支（K?the Kollwitz）夫人的木刻，名曰《犧牲》，是一個母親悲哀地獻出她的兒子去的，算是只有我一個人心里知道的柔石的記念。

同時被難的四個青年文學(xué)家之中，李偉森我沒有會見過，胡也頻在上海也只見過一次面，談了幾句天。較熟的要算白莽，即殷夫了，他曾經(jīng)和我通過信，投過稿，但現(xiàn)在尋起來，一無所得，想必是十七那夜統(tǒng)統(tǒng)燒掉了，那時我還沒有知道被捕的也有白莽。然而那本《彼得斐詩集》卻在的，翻了一遍，也沒有什么，只在一首《Wahlspruch》（格言）的旁邊，有鋼筆寫的四行譯文道：

“生命誠寶貴，

愛情價更高；

若為自由故，

二者皆可拋！”

又在第二頁上，寫著“徐培根”三個字，我疑心這是他的真姓名。

五

前年的今日，我避在客棧里，他們卻是走向刑場了；去年的今日，我在炮聲中逃在英租界，他們則早已埋在不知哪里的地下了；今年的今日，我才坐在舊寓里，人們都睡覺了，連我的女人和孩子。我又沉重地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國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憤中沉靜下去了，不料積習又從沉靜中抬起頭來，寫下了以上那些字。

要寫下去，在中國的現(xiàn)在，還是沒有寫處的。年青時讀向子期《思舊賦》，很怪他為什么只有寥寥的幾行，剛開頭卻又煞了尾。然而，現(xiàn)在我懂得了。

不是年輕的為年老的寫記念，而在這三十年中，卻使我目睹許多青年的血，層層淤積起來，將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這樣的筆墨，寫幾句文章，算是從泥土中挖一個小孔，自己延口殘喘，這是怎樣的世界呢。夜正長，路也正長，我不如忘卻，不說的好罷。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將來總會有記起他們，再說他們的時候的。……

二月七—八日